姚安县农民戏剧家协会（以下简称农戏协会），是姚安县文联下属的四个协会之一，挂靠县文体局，其前身是县文联下设的农民戏剧创作小组（以下简称农戏组），农戏组的前身是县文联下设的戏剧一组，成立于1983年11月，是由热爱姚安花灯戏剧创作的农民作者们自愿结合而成的群众性文艺组织。
农戏组的产生是有一定基础的。一方面，姚安是花灯之乡，灯迷遍布城乡各地。唱花灯，演花灯，成了年头节下的主要娱乐活动。另一方面，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人新事新气象不断涌现，加之日子好过了，吃穿不愁，有一定写作基础的农民也就纷纷拿起手中笔来讴歌新时代，鞭笞假丑恶。于是，农民写剧本，以戏剧形式演身边人身边事就成了必然，其创作的作品除了提供给各个农村业余文艺表演队演出以外，主要发表在县文化馆刻写油印的资料《姚安文艺》上。并且，一些剧本还在州级以上刊物刊登或参加调演。如初正龙的花灯小戏《双进门》、《一块腊肉》刊载于《云南群众文艺》，骆朝富的快板书《选代表》、《九勇士战妖魔》刊载于《云南农民报》和《云南群众文艺》，毛克文的花灯小戏《好媳妇》刊载于《州戏工室戏剧集》，昝方才的花灯小戏《奖品风波》被移植成彝剧参加州上调演，等等。所以，1983年11月成立姚安县文联筹备组时，下设5个活动小组，其中戏剧就设一、二小组，一小组即农戏组的前身，这是因为当时的农民戏剧创作十分活跃的缘故。戏剧一组成立后，组员4人，后发展到10人，当时都是农民，具体是：初正龙、昝方才、任宝福、骆朝富、周佐国、罗永昌、刘光达、何自雄、陶之亮、杜惠仙。他们分散居住在坝子和山区，一般相距三四公里，最远的二十多公里。他们轮流坐庄，食宿自理，定期集中活动，分析研究剧本，交流创作心得。组长初正龙，包粮屯农民，当时52岁，县政协委员，既热爱花灯表演，又热爱戏剧创作，多少年痴心不改，成了戏剧一组的主心骨、领头羊。他们还通过组员每期凑钱2元的方式，靠手工刻腊纸油印了一份《学习园地》，主要刊载组员戏剧作品，为组员提供一个练笔和交流学习的平台。1984年11月17日，召开了第一次文代会，姚安县文联正式成立，下设7个活动小组，农戏组是其中一个，组长初正龙。之所以在设立戏曲组的同时又设立农戏组，一是初正龙、任宝福、骆朝富、周佐国的倡议，二是一年来的创作实践证明，这个以农民作者为主体的创作队伍发展潜力很大。
为了办好《学习园地》，有时经费太少，但为了按时出刊，不惜购买使用一些单位非涉密性会议材料，然后用空白的一面来油印。有感于此，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荣春于1985年致信鼓励并邮寄50元稿费资助。之后，农戏组的这种精神引起了省州县各级领导关注，并通过各种渠道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组员凑钱之举才慢慢停止。到1987年年底，刻写油印《学习园地》18期，刊出戏剧、演唱为主的作品90件，其中花灯大戏4个，花灯小戏26个，花灯歌舞9个，小彝剧3个。这些作品中，搬上舞台的有38件，州县受奖15件，州级以上刊载或播出8件。通过创作培养，组员也增至24人，以农民作者为主。期间，一直坚持以文会友、轮流到组员家中活动的方式聚会，农闲时一月一次，农忙时两月一次，从不间断。聚会时，食宿招待由庄家负责。还规定，连续3次活动缺席、一年内写不出作品，即视为退出农戏组。活动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学习讨论戏剧理论，重点是写剧本的常识；二是讨论组员剧本，提供修改意见；三是交流创作打算，提供创作素材；四是围绕合作单位宣传意图，学习相关的政策、业务知识，安排布置剧本创作相关事宜。这种聚会的最大收获是：增强了凝聚力，激发了创作热情，扩大了创作思路，初学者能尽快掌握写戏的门道，老作者能听到修改剧本的新点子。像省级文艺刊物发表的花灯剧《送鱼》（昝方才）、《军婚》（初正龙），电视短剧《一个存款证》（任宝福）等，就是通过这样个人创作、集体参加意见多次修改而成的。并且，他们还在农戏组成立之初（1984年），就在包粮屯组建了一支农戏组业余实习演出队，队员20人，徐从荣任队长，何自雄任副队长。一方面，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把组员的作品搬上舞台，但更重要的，是想通过舞台实践，让组员摸索创作规律，借以提高创作水平。遗憾的是，因种种原因，1987年中旬自动解散。但在存续期间，还是排演了《屋檐水》、《村边田》、《夫妻情》、《双放牛》等十多个剧目，演出70多场次，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同时也让组员们从中加深了舞台与创作相结合的理解。
当然，农戏组也不是孤军奋战。伴随着农戏组的成长，省州县宣传文化等部门也给予高度关注，如省州文化厅（局）、文联、剧协、群艺馆、艺研室、文化馆等，还有李荫厚、刘瑞、孙少文、乔嘉瑞、马中甲等省上的领导和戏剧专家，马荣春、何毅、陶叶彩、朱柄、芮增瑞、杨玉珍、朱照琨、张丕坤、何少春、冷用忠等州上的领导和戏剧专家，他们除了从经费上、演出服装上、辅导上和稿纸上给予支持外，还接受邀请参加农戏组活动，因故不能参加的，也要写贺信或便条予与鼓励。就县内而言，四班子分管联系宣传文化的领导和宣传、文化、文联、广电等部门领导也经常出席农戏组活动，并协调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县文联挤出经费多次请省州专家为农戏组办创作提高班，县文化馆赠送整套刊刻油印器材，县花灯剧团主动为其修改加工剧本，选排上演组员剧本，县广电局从媒体上给予宣传报道呐喊助威，等等。
从事戏剧创作，对于农戏组成员来说，是不计任何回报的。因为热爱这门艺术，因为被身边的人和事所感染，有感而发，或讴歌赞美火热生活，褒扬好人好事，或讽刺鞭笞时弊，批评陈规陋习，便在农活之余，拖着疲惫的身躯，挑灯夜战创作剧本。为了这点业余爱好，有的是躲开家人，坐到灶房那低矮的饭桌前，就着15瓦灯光，展开从娃娃废弃的作业本上撕下的几页纸，握着经常墨水堵塞需要甩一甩的破钢笔来坚持创作的。为了这点业余爱好，组长初正龙牺牲最大。因为是组长，常常要放下农活操心农戏组的事，从发通知到刻写油印刊物再到跑单位递送刊物，还要带头创作剧本，任务之多担子之重可想而知。因为如此，耽误活计太多，老伴与他闹矛盾，儿子与他提分家。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默默忍受，不屈不挠地支撑着这个组织。为了这点业余爱好，组员们辛辛苦苦写出剧本后，还要自掏腰包凑钱刻写油印出书，还要想着法子搬上舞台，哪怕是乡村业余群众文艺舞台。根据1991年总结提供的情况，几年间，组员们与县内48个农村业余文艺演出队挂勾联系，先后无偿提供50多个剧本供其排练，共演出310多场次。因为剧作者都是农民，植根于民间，与群众的喜怒哀乐息息相关，所以，演出的剧目乡土气息浓郁，表达了人民的心声，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如歌颂廉洁奉公的《送鱼》、《双送礼》，批评工作中办事粗心大意的《走火》，抨击烤烟收购中不正之风的《叮嘴辣》，鞭笞不赡养老人的《金香炉》等等。1989年县上举行农村文艺汇演时，72个剧目中，80%是农戏组成员创作的，为此还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表彰奖励。截至1991年止，农戏组成员创作的25个剧目在省州会（调）演中先后获奖，《双进门》、《县爷观灯》等7个剧目在省级刊物《彩云?大众文艺》、《云南戏剧》上发表，《县长解难》、《奖品风波》等10多个剧目在州级刊物上发表。
1990年，刻写油印《学习园地》总第24期（1990年第1期）后，经县文联同意，报县委宣传部批准，又报州委宣传部于1990年11月20日审核批复，同意《学习园地》从总第25期（1990年第2期）更改刊名为《农民戏剧》，印数控制在60份以内。之后，仍然靠组长初正龙刻写油印，报送县委宣传部和县文联审稿后分发递送。从总第27期（1991年第2期）开始，《农民戏剧》脱离手工刻写油印改为铅字打印，从根本上解决了阅读障碍，，增强了美感，进一步扩大了阅读面。
1993年，农戏组成立15周年，为此，《农民戏剧》总第32期（1993年第2期）专门出版了纪念专辑，因需要刊载黑白照片，破例出钱送到楚雄日报社印刷厂印制。专辑内，收录了省州县领导和专家学者们的贺信、题词、总结性文章以及农戏组相关情况介绍、具有历史价值的照片等，最后还盘点了创作成果，结果是：在省级刊物（以《云南群众文艺》为主）或电台发表的戏剧曲艺类作品数是11件，在州级刊物（以《马缨花》为主）发表的戏剧曲艺类作品数是25件，自办刊物《姚安文艺》、《学习园地》、《农民戏剧》发表87件。
1994年初，担任农戏组组长近12年、已经63岁的初正龙积劳成疾，长期生病，显得力不从心，为此召开组员会议委托任宝福、骆朝富继续主持开展农戏组活动。为此，初正龙还专门刻写油印了总第33期（1994年第1期）《农民戏剧》，并刊登了委托决定，从此退居二线继续参加农戏组活动。1995年2月，经选举，昝方才任组长，蒋国定任副组长，同时分别任《农民戏剧》刊物主编、副主编，文联曹兴瑞、金永高任责任编辑，并编辑出版了1995年第1期《农民戏剧》。从这期开始，改为电脑打印，由县内电脑打字复印店印装，刊物装祯质量又进了一步。
1997年，当组员作品达到一定数量、上升到一定档次并形成一定规模的时候，出一本戏剧作品选集也就成了广大组员的共同心愿。经组员会议讨论，决定从1至35期《农民戏剧》作品中精选部份作品出一本《农民戏剧选》专集。但农戏组只是一个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没有固定的活动经费，组员的大多数是农民，也不可能凑出上万元钱来出这本书。后来层层反映，惊动了县上、州上、省上领导。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荣春、原州文化局局长何毅慷慨捐资，州文化局、州群艺馆挤出办公经费资助；1997年4月25日，在县委副书记李胜忠的倡议下，利用农戏组组织活动之机，举行《农民戏剧选》出书捐款仪式。其中县医院捐2000元，宣传部捐1000元，县文联、个体劳协、启明村公所各捐500元，在蒋国定个人带头捐款1000元的带动下，个体劳协的袁江、郑和平、蒋利勇、班菊英、陶光正，组员何春海、刘明春、杨家俊、李祯祥等人也解囊捐款。 1998年5月25日，省文化厅厅长贺光曙有感于农戏组这种精神，特批1万元作印刷费补助。1998年7月，在州文化局和群艺馆的支持下，在县文联的帮助下，经过组长昝方才、副组长蒋国定的精心准备，由州新闻出版局批准、楚雄日报社印刷厂印制的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农民戏剧选》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该书主编昝方才，副主编曹兴瑞、蒋国定、杨家俊，责任编辑朱柄。选入这本集子的15位作者共29件作品，其中昝方才的花灯小戏《三开井盖》获1996年云南省彩云金奖，1997年第七届国家文化部群星奖银奖；有4件参加过省级调（展）演，其中蒋国定的花灯小戏《小店门前》获1991年省个体劳协文艺调演剧本创作奖；有6件参加过州级汇演，其余均在县上汇演过或在省州级刊物上发表过。
1999年8月28日，因昝方才外出务工，辞去组长职务，经组员会议选举，蒋国定任组长，何春海、张家雄任副组长。着手编辑因经费困难停刊一年之久的《农民戏剧》，即总第36期（1999年第1期），蒋国定、昝方才任主编，文联曹兴瑞任责任编辑。因汪叶菊1996~1998年在姚安挂职副县长期间，与文人为友，积极参加活动，热心于姚安的文学艺术创作事业，尤其是对农戏组，可以说是关怀备至，经费上给予协调，工作上给予鼓励，外宣上不断地鼓与呼，后来回到省城，仍然情系姚安文人，时时过问，还几次捐出稿费支持农戏协会。有感于此，曹兴瑞撰文《之所以没有忘记》在这期刊出。2000年，姚安“1.15”大地震，农戏组活动举步惟艰，《农民戏剧》停刊。2001年9月，改选农戏组班子，昝方才任组长，蒋国定任副组长，并分别任《农民戏剧》主编、副主编，文联负责编审。从2002年开始，在文联的协调帮助下，昝方才、蒋国定以及个别组员通过到机关单位走访，主动和机关单位联系，以协办刊物的形式争取资金作为《农民戏剧》的印刷费，而农戏组则围绕协办单位的工作重点创作剧本，以宣传专辑的形式刊载。2002年刊出“计划生育宣传专辑”、“禁毒宣传演唱专辑”共两期，2003年刊出“水土保持宣传专辑”、“交通安全宣传专辑”、“农村税费改革宣传专辑”共三期。通过协办刊物，既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争取了经费，拓展了农戏组的生存空间，办刊水平也不断提高。从总第42期（2003年第3期）开始，《农民戏剧》上了一个档次，结束了在县内电脑打字复印社印装的历史，由州新闻出版（版权）局批给内部资料性准印证，由楚雄师院印刷厂印装。
2002年，为了打造花灯戏剧艺术精品，在县政协委员的推动下，在以昝方才、蒋国定为主的农戏组的努力下，县文联和县文体局积极协调，决定公开出版一本以花灯戏剧作品为主的书，借以弘扬花灯文化，展示农戏组的创作实力。为此，县长苏光祖批给出书经经费3万元。在省文联的帮助下，该书由县文联、县农戏组选编，列入“云之南丛书”，由远方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姚安花灯优秀剧目选》，印数1000册，2002年9月出版发行，主编饶云华，副主编昝方才、蒋国定。这是姚安历史上第一本公开出版的戏剧专辑。全书570页，收入44个剧本，省文化厅厅长贺光曙作序，省群艺馆戏剧专家孙少文写了剧评。2003年，在首届楚雄州马樱花文艺创作奖（州政府奖）中，昝方才的花灯小戏《老两口约会》获戏剧类创作一等奖。蒋国定的花灯小戏《人间情》获戏剧类创作三等奖。饶云华主编的《姚安花灯优秀剧目选》获集子类三等奖。2004年5月，为方便管理和开展工作，在文联的协调下，经宣传部同意，报县民政局批准，在原来7个活动小组的基础上，调整成立了农民戏剧家、作家、书法美术摄影家、音乐舞蹈曲艺家四个协会。其中，农戏协会挂靠县文体局开展活动，昝方才改任会长，蒋国定改任副会长，何春海任秘书长。同时，县民政局还签署意见同意农戏协会今后不再收取会员会费的决定。同年7月13日，蒋国定因生意繁忙，家庭意见大，提出辞职，经协会理事会讨论，同意蒋国定辞职，并报文联、文体局备案。同年7月17日，为了拓展生存空间，逐步向市场接轨，实现创作与表演更好接合，决定在徐官坝文艺队的基础上，吸收外乡（镇）村演员参与，组建农戏协会演出队，演员及乐手共20人，毛家芬任队长，刘彩菊任副队长。演出队接受农戏协会的领导和监督，但收支独立，文联曹兴瑞负责谱曲及主弦，退休干部吴子莲、朱萍为排练老师。五年来，排练节目近20个，为县人代会政协会及机关单位学校专题演出、到乡镇巡回演出达100余场次。2004年至2006年，《农民戏剧》先后刊出“农业综合开发宣传专辑”、“疾病预防控制宣传专辑”、“反腐倡廉教育宣传专辑”共三期至总第45期，印数在500册左右。2006年，在楚雄州反腐倡廉文艺作品创作大赛评选活动中，昝方才的小品《宣判之前》获艺术类二等奖、相声《敬酒令》获艺术类三等奖、蒋国定的花灯小戏《村官》获艺术类三等奖。2007年，在楚雄州第二届马缨花文艺创作奖评选中，昝方才、杜绍龙的花灯小戏《把关》获戏剧类创作二等奖。2008年，适应“文化姚安”建设，为了打好“花灯之乡”这张名片，《农民戏剧》从总第46期（2008年第1期）开始，经县文联、县文体局同意，县委宣传部批准，更改刊名为《姚安花灯》，并请《马缨花》执行编辑秦迤松题写了刊名。县委书记李自云、副书记刘凯分别题了辞，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勇作了序。这期《姚安花灯》，与县工商局合作，刊出“个体私营经济宣传专辑”。2008年2月，为方便组织和排练，协会以栋川镇北街业余文艺表演队为基础，吸收县城其他文艺骨干重组“姚安县农民戏剧家协会文艺表演队”，原农戏协会演出队仍恢复为徐官坝村业余文艺表演队。重组的文艺表演队有演职人员19人，其中男演员（包括乐队）9人，女演员10人，队长由向锡昌担任，接受农戏协会的领导和监督，收支独立。至2010年上半年，先后为司法局、交通局排练了（时长120分钟）两台节目，先后到全县9个乡镇巡回演出23场。
2009年，县司法局牵头赞助，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政法委、公安局、民宗局、水保办协助，创作并编辑出版《姚安花灯》（47期）“法律六进”宣传演唱专辑；县交通局赞助，创作并编辑出版《姚安花灯》（48期）“公路建设、养护、运政、路政管理”宣传演唱专辑；2010年上半年，县计生委赞助，创作并编辑出版《姚安花灯》（49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演唱专辑。同年 4月，在县委常委、宣传部李勇部长的主导下，经过多方协调，动员县纪委、县信用联社、县委组织部、县地税局等部门采取“冠名挂钩”方式扶持 15支农村业余文艺队，每年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2010年，又调整为一个县处级领导、一个部门、一个村委会挂钩扶持一支文艺队，简称“3+1”模式扶持农村业余文艺队，并形成了经验。农村业余文艺队的活跃，增加了剧本的需求量，极大地鼓舞了农戏会员的创作热情。
2010年，县计生委赞助，创作并编辑出版《姚安花灯》（总 49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演唱专辑。由昝方才创作、吴子莲辅导、县幼儿园排练的娃娃花灯《小县爷闹灯》参加在光禄古镇举办的省花灯艺术周比赛，荣获三等奖。为巩固花灯艺术周成果，营造光禄古镇文化旅游氛围，根据宣传部的安排，在云南融和旅游开发公司的支持下，县文联组织召开了农戏协会及 16支业余文艺演出队座谈会，广泛听取了“3+1模式扶持农村业余文艺队发展”工作开展以来的情况汇报，安排布置了定期（轮流）到光禄古镇演出的相关事宜。以此为基础，昝方才撰写了《3+1模式扶持农村业余文艺队发展调研报告》。
2011年，组织开展各类活动 18次。创作戏剧作品 24件。在州级内刊《马樱花》发表戏剧作品 3件。组织协会下属文艺队演出 30场次。与栋川镇合作，《姚安花灯》（总 50期）编辑出版创先争优演唱专辑1期。11月初，云南省首届花灯灯迷大赛楚雄赛区在姚安县光禄古镇举办，根据大赛组委会安排，县文联和农戏协会具体负责宣传发动业余花灯爱好者报名参赛。通过进村入户动员，共组织 160多个（组）选手参赛，其工作力度远远超过了组委会的预期，受到组委会的肯定。同时，通过与业余花灯文艺队的广泛接触，又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工作亮点，那就是恢复民间传统花灯的开灯和谢灯仪式。此举不但得到了大赛组委会的赞同，还得到了云南融和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支持，负责整个仪式活动的所有经费，具体由文联及农戏协会来组织实施。后来，正如所计划的一样，民间花灯开灯、谢灯仪式成了大赛的新亮点，同时也成了省州新闻媒体报道的重点，是一个让政府满意、组办方满意、公司满意的亮点工作。赛后，公司决定保留此项活动，计划通过提升打造，在保留开灯、谢灯仪式的基础上，中间加进一些传统花灯节目表演，形成一台独立的花灯舞台剧目，在光禄古镇定期为游人演出。在楚雄州第二届马樱花文艺创作奖（州政府奖）评选中，昝方才的花灯小戏《小县爷观灯》获戏剧类三等奖。
2011年年底，文联主席饶云华专题向刘建云县长汇报了文联工作情况。后经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从 2012年起，给予县书法家协会和农民戏剧家协会活动经费共计 1万元，并列入财政预算。
截至 2011年，共计出刊 50期。从《学习园地》到《农民戏剧》，再到《姚安花灯》，这个由农民戏剧创作者自筹经费出版的刊物，历经风雨，走过坎坷，渡过难关，从手工刻写油印到铅字打印再到电脑打字复印最后由正规印刷厂印刷，终于绽放成了一朵泥土气息浓郁的奇葩，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据统计，从 1期到 50期，总共刊发各类作品约 520件，其中花灯小戏 222个，新编和改编传统花灯剧 8个，小彝剧 13个，花灯歌舞及莲花落 104个，小品、相声、快板书等 39个，民歌、民谣、剧评文章等 129篇。
最后，有必要说一说农戏协会创始人初正龙的死。2005年2月20日， 74岁的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以一个农村老人的身份用农村最普遍最间单的自杀方式——喝农药的方式向世人告别，向为之付出了一生心血的农戏协会告别。如果不是生活的重压，他不会死；如果不是万念俱恢，他不会选择自杀。但他终究还是选择了死亡，因为他晚境凄凉。而晚境凄凉，将是农戏协会一些农民创作者的宿命。但即便如此，视戏剧创作如生命的这些人还是痴心不悔，义无反顾一步步地走向这种宿命。除非有奇迹出现，让他们的作品等同于钱，让创作者的劳动增值，不再白干，不再贴钱，不再为衣食担忧。但对于一个农民自由结合的组织，一些没有固定收入的农民写手，这个奇迹会发生吗？
（饶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