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花甲，终于退休了。像高速运转的机器，放慢了档速；像负载前行的骡马，卸下了重驮。一时间，全身心地放松了。
牛一进圈，就要不停的反刍；人一闲下来，总会不断地回忆过去。老年人都爱回忆，这话是真的。就连做梦都是越远的梦得越多、越清晰。
有人说，有生命就会有回忆。值得回忆的总是刻骨铭心的难忘，曾经的感动。
回忆是一壶茶，一壶用情感的沸水冲沏的绿茶：翻滚、起伏，然后冷却、沉静，像起起落落、有喜有悲的人生。
回忆是一坛酒，蕴涵着人生的酸甜苦辣，陈放的时间越长，品味起来越浓烈、越芳香。
回忆是一炷香，漫不经心地点燃，那袅娜飘渺的青烟，似渐渐远去的年华。
回忆是一帧照片，寂然凝望，虽青春不再，往事已苍老，却是沧桑岁月的永久见证。
人与人的交往，情与情的沟通，织成一幅精彩人生。随着时间的流逝，太多的人和事，都成了回忆。夜深人静，重拾起这些难以忘却的记忆，曾经的人，曾经的事，曾经的景，或美好或忧伤，带着无尽的感慨和留恋，涌上心头。
拥有回忆，人生才得以丰润，岁月才满溢诗情。于是乎，便任凭思绪的小舟在回忆的海洋中荡漾，从中撷取朵朵浪花，编织成一篇篇文章，从而使那些远逝的往事得以再现，使一桩桩难忘的记忆定格下来。这不仅能使自己晚年生活更充实、更精彩，如能把这些文章汇集成册，对子孙后代些许也是有益处的。
这便是写这组文章的目的。
童年印象
当代著名女作家冰心说过：“童年是真中的梦，是梦中的真。”
童年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件有趣的事,常常把我带入美好的回忆中。罗曼?罗兰说：“甜蜜的回忆，亲切的容貌，宛如谐音悠悠的旋律，不时萦回在你的心头。而在那往昔的经历中，纵有各邑大川，梦中风光，纵有恋人倩影，却怎么也比不上童年漫步时留在幼小心灵那深深的回忆。”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
我的老家——塔山村位于姚安坝子南端，地处山丘与平坝的结合部，距县城约三公里。村落所依之山，系笔架山山脉的一支，地势平缓，型似卧龙。因村后山上有一古塔遗址，故取名塔山村。
留得记忆大约是五六岁时，即1953年以后了。当时的农村，刚刚进行了土地改革。翻身做了主人的农民，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辛勤的劳作维系着一家人简单的生活。
娃娃自然不懂大人的艰辛，只知道饿了吃，困了睡，总想偷着空儿出去找小伙伴玩耍。那时候，能出门去玩，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家是单家独户，房子四周树木环绕、荆棘丛生，不时还有狼出没。加之，我是奶奶唯一的大孙子，像她掌上明珠一样呵护着我，从不让我独自出门。
出门玩耍的最好时机，要算秋收时节的傍晚。这时，离家不远打谷场上，大人们在忙碌着收晒粮食，娃娃们三五成群地尽情嬉闹。
山村的秋天是最美的。秋风送爽，瓜果飘香。蓝天白云下，一群大雁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在空中盘旋，“咿-喔、咿-喔”的叫鸣声此起彼伏，好听极了!
可惜，以后大雁越来越少，到了六十年代，随着“大坝海”不再蓄水后，家乡的上空再也看不到高飞的大雁。李白诗中“长风万里送秋雁”的情景，只有在童年的记忆中去找寻了。
夜幕降临，月光笼罩的时候，打谷场成了娃娃们欢闹的乐园。十几、二十几个娃娃，聚集在村子中间被称之为“大磨石”的场地上。有的在玩“老鹰叼小鸡”，有的在跳“小牛长高”，有的钻进稻草堆里“躲猫猫”；笑语一片，欢声一片，开心一片。
盛夏雨季，是农村孩子们非常向往的。
“小满”、“芒种”一过，山是绿的，田是绿的。石榴花开了，桑葚果熟了。小狗在树荫下酣睡，小鸡在草地上觅食，鸭子在河塘里戏水。
一场大雨，把村里村外洗得干干净净。水塘里的蝈蝈、稻田里的青蛙，像比赛似的扯着嗓子叫个不停。
雨停后，小伙伴们纷纷从家里跑出来“玩水”。所谓玩水，就是在房前的小沟里用泥土打一座小坝，将山上流下的水关起来；然后，用瓜叶杆做水管，再用麦秆做成风车一样的“水碾”， 经瓜叶杆流出的水一冲，“水碾”就转起来了，这叫“碾米”。或者，用竹筒做成“水枪”，吸满水相互喷射。
这时，夏收作物上场了，出来玩耍时，衣袋里常常偷偷地装上一些“麦粑粑”、“炒蚕豆”，几个小伙伴凑在一起，你给我一块粑粑，我给你一把蚕豆，玩着、吃着、笑着、闹着，等到大人呼唤，才依依不舍地散去。
农村的冬天也是很有韵味的。立冬过后，冰霜盖地，水冷草枯。忙完地里农活的大人们并没有松闲下来。他们一早就要冒着凛冽的寒风，上山砍烧柴、割茅草、摞叶子。晚上还得拖着疲惫的身躯去“推磨”、“舂碓”。
说起“推磨”、“舂碓”，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来说，已经不知道是回什么事了。可是，千百年来，石磨和石碓却是广大农村用以加工粮食的唯一而古老的工具。那年代，连电都不知是何物的农民，哪见过什么碾米机磨面机。难怪当地流传这样一句话：“人到三口，舂碓不离手。”
三五户人家就有一台石磨，我家屋檐下就有一台。全家一年所需的几百斤小麦、蚕豆、豌豆，就靠我姑妈和母亲在这台石磨上磨出来。特别是姑妈，她承担了我家磨面的主要任务。她常常是晚饭后就去推磨，一推就是几个小时。多少次，夜深人静，我一觉醒来，还听到“呼隆—呼隆”的磨面声。年复一年，姑妈不知踏破了多少双鞋，流了多少汗。后来每想到此，“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感触便油然而生。
进入冬季，石碓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傍晚，家家户户都会轮流将稻谷搬到“碓盘”上（舂碓的地方），全家出动，将稻谷舂成大米。从黄昏直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空咚、板当，空咚、板当……”的舂碓声，打破了寂静的夜空，回荡在人们的耳畔。这声音时紧时慢，既单调深沉，又悦耳耐听，简直成了催眠曲。多少个夜晚，我就是伴随着这舂碓声进入梦乡的。
六十年代末，家乡通了电，陆续有了碾米机、磨面机，就再也用不着用石磨石碓碾米磨面了。虽然石磨和石碓已经进了“农村博物馆”，但这古老粗犷的舂碓声，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成了久久不能忘怀的“绝响”。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杜甫：《小至》)
家乡人都把冬至节叫做“过冬”，把度春节叫做“过年”。
“过冬”之后，孩子们就急切地盼望着“过年”了。
对于娃娃来说，过年就能吃上肉，穿上新衣服，还可以得到压岁钱。因为，在农村，好吃的东西要留着过年吃，好一点的衣服要省到过年穿。
年前几天，大人们忙着浆洗衣被，打扫卫生，扯松毛，舂粑粑（即饵块）,殷实一些的人家还要杀猪宰羊、添置新衣,把辞旧迎新的气氛营造得浓浓的。
大年三十,堂屋里铺着的青松毛，散发出淡淡幽香；靠墙的桌子上，摆着米花糖做成的“糖狮子”、“弥勒佛”、“元宝”。夜幕降临，一家人围坐在松毛地上，吃着香喷喷的腊肉，喝着甜滋滋的米酒，其乐融融，醉也融融。此情此景，是那样的温馨，那样的甜美。
过年，是农村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忙碌了一年的人们，终于可以好好休闲几天了。从正月初一到十五，到处都是走亲串戚、上坟扫墓、赶庙会、耍龙、跳花灯的人。
说起跳花灯，塔山村还是姚安小有名气的“花灯窝子”，不少青年人中年人都会跳。每年春节期间，十多二十人组合起来，排练几个晚上，就可以在村子里和临近的村演出了。花灯调基本是固定的，如“采花调”、“莲花落”、“金纽丝”“倒扳浆”，至今还在传唱；内容大多也是传统的，如“开财门”、“三访亲”、“探干妹”、“李海朝山”，我现在还记忆犹新。
小时候，每年正月，妈妈都要带我回外婆家住几天。记得外婆做的“炖鸡蛋”、“骨头生”、“蒸豆豉”最好吃了，回来时，都要让我带上一些。
外婆家在清河乡孙家坝，离我家有四五里地。去外婆家，要渡过一条小河，穿过一片田野。
初春的景色是迷人的：河堤上的柳树吐出了嫩芽，绿油油的麦苗，金灿灿的油菜花，白生生的蚕豆花，粉嘟嘟的豌豆花，把整个大地装点得五彩缤纷，生机盎然。燕子在衔泥做窝，蜜蜂在花间采蜜，鸽子在空中飞，鱼儿在水中游，小马在路上跑……啊!好一派春光明媚，万物复苏的田园风光。
那时，我还不懂什么是感动，后来才慢慢体会到，这是大自然带给人们的纯真之美，是时光老人赐给娃娃们的童趣之乐。我多么喜欢这种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味道!
许多年后，这情景像画面一样定格在我心灵深处，美丽而温馨。我不时地去重温，去感受，牵动着对童年的深深眷恋。
小学记忆
我是1955年9月初上学的。当时虽然已满7岁，但长得瘦小，比大我一岁的表姐还矮了半个头。
小学校在仁和乡（当时称区）政府所在地的一个小山冈上，解放前称文峰小学。
学校前面，是一片良田，贯穿其中的蜻蛉河，曲曲弯弯，蜿蜒北去。河堤上垂柳依依，白杨挺拔。学校四周的山坡上绿树成荫，房前、路旁的菊花、鸡冠花绽放出大红的、粉红的、黄的、白的花朵，娇艳欲滴。
开学了，我跟随表姐一起去报名。一到学校，就被这里的景色吸引住了。可报名时老师嫌我小，好说歹说就是不肯收，这可把我急坏了。但我不灰心，接连三天跟随表姐和村里已报上名的小伙伴去找老师求情。也许是被我的执着所感动，第四天，周老师才收下了我，我终于跨进了学校的门槛。
上学了，如出巢的小鸟，在天空中飞翔，开始用自己的小嘴去捕捉所需的食物；似入水的鱼儿，在河湖中游移，不停地吸吮着水中的营养。
入学后，才从老师那里，从书本上，听到看到了很多新奇的东西。心灵的窗户一经打开，我才发现大千世界是多么的精彩!
我牢牢记得，语文的第一课——《上学》，只有一句话：“开学了，我们背着书包上学去。”第二课《同学》，也是一句话：“同学，学校里同学很多。”
最难忘的课文是《天安门》，印象最深的歌是《让我们荡起双浆》,读的第一本课外书是1953年出版、由著名作家袁鹰写的《丁丁游历北京城》。
当读到“红墙黄瓦齐发亮，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毛主席像挂在中央”时，谁不为之惊喜，谁不为之向往；当听到“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红领巾迎着太阳, 阳光洒在海面上”的歌声，谁不为之动容，谁不为之吸引。
那时，在幼小的心灵里，萌发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能到北京看看天安门，在白海公园划划小船，该多好啊!
过去，把小学一二三年级称为初小，四五六年级称为高小。这种划分，现在看来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但对我来说，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学习环境。
读初小时，尽管当时的农业生产条件和技术非常低下，但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使得农民甘愿起早贪黑地去耕种属于自己的土地；即使广种薄收，多数人家也能吃饱肚子。
那几年，我家的光景还算不错，除了盘田种地外，还饲养着猪鸡牛马。一天两顿饭是不成问题的，逢年过节，或有亲戚到来，或请工做活的时候，还能吃上肉。我又是我们家唯一的读书娃娃，大人们总把好吃的东西让给我。
衣食无忧的我，求知欲望很强，读书的兴趣很浓。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天寒地冻，我都去上学，从不旷课。在课堂上，专心听讲，不懂就问，孜孜好学，成绩一直非常好，很讨老师喜欢，二年级当上了班主席，三年级加入了少先队。
可是，好景不长。
1958年夏季以后，如火如荼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接踵而至，彻底改变了农村的一切。当然，也改变了原本清淡平静的小学生活。
实行人民公社后，土地、牲畜、山林全部入了社，不久，生产队办起了公共食堂，家里所有的粮食都收归集体。接着，又将铜壶铁锅交去炼铜炼铁，家家户户四壁空空，一贫如洗。
那些年，农村实行极“左”政策，不准种菜、养猪、养鸡，不准各家开伙做饭（也根本就没有粮食蔬菜和炊具）；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使整个农村陷入了极度艰难的时期。
后来才知道，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中国还债，使中国雪上加霜。内忧添外患，天灾加人祸，把中华大地折腾得遍体鳞伤，满目萧条。连毛主席都几个月不吃肉，周总理请部长、科学家吃几个水饺，都要收粮票，更何况几亿平民百姓。
那时，常常是吃了上顿就盼着吃下顿，不到开饭时间，伙食堂门口就挤满了人。食堂门开了，大家蜂拥而入，争相领取分给各户的饭菜。第一年，还能吃到掺着杂粮的米饭或馒头，——当然是定量的：每天大人一市斤，娃娃四至六两。
就连这样半饥半饱的生活也难以为继，1959年下半年以后，生活越来越困难了。我家在伙食堂吃饭的六口人，一顿只分得半瓦盆包谷面糊糊，一人舀一碗，瓦盆就底朝天了。
求生的本能，驱使人们上山采野果，下地找野菜，凡是能吃的，都找来充饥。蚕豆叶、黄花草、仙人掌，豆橡子、蕨枝根、罗汉松根都吃遍了。那时，能吃上一块糠粑粑，比现在吃黄金大饼还要香。
蚕豆结荚时，成了饱口福的好时机。放学回家的路上，饥肠辘辘的我们，趁人不备，跳进豆田里，扯上几把青豆角就吃；见人来了，拔腿就跑。
经过严寒才知道太阳的温暖，捱过饥荒方懂得粮食的珍贵。三年的煎熬，我深深体会到什么是饥不择食，悟出了“什么最好吃？饥饿最好吃”的道理。
就在最困难的五六年级时，我与同班同学王凡成了最要好的朋友。王凡的家在离学校不远的文峰塔山脚下，村前是条小河，村后山坡上有一片果树。他经常带我去摘梨子，去捉鱼。夏末秋初，梨子还未成熟，早已成为又饥又馋的人们偷摘的对象。
王凡是个捉鱼的好手，每次下河，都不会空手而归。放学后，我经常跟他去捉鱼。他脱去长裤，下到河里，用篾撮箕捞，或徒手去捉。我在河边为他拿着衣服，提着抓到的鱼。个把小时功夫，多则十几条，少则五六条小鱼就到手了。鱼拿回家后，用水一煮，放点盐，就可以美滋滋地吃上一顿。
那时，王凡的父亲是他们村伙食堂的炊事员，不时地会省下一个馒头给他，他又悄悄地把馒头送给我。饿得清口水直流的时候，能吃上一个馒头，是多大的幸运啊!
患难之交显真情。我和王凡的这份友谊，一直珍藏至今。
1958至1960年，既是艰难困苦的岁月，也是近似疯狂的年代。“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响彻云霄；“五年超英，十年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甚嚣尘上。
那年月，无论工人农民，一面饿肚子，一面还要“大跃进”。农村青壮年很多被抽调去“大战钢铁”去了，留下老弱病残与泥土打交道，正如彭德怀所说：“青壮炼铁去，种禾童与姑”。
农村劳动力缺乏，就打起了高年级小学生的主意。面黄肌瘦的娃娃，本来还不到干农活的年纪，为了贯彻“教育为社会主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便大大增加了劳动时间。
到了五年级，就是半天读书半天劳动。农忙季节，干脆不上课了，以班为单位，老师带我们到生产队劳动，吃住都在村里，收包谷、送肥料、挖草煤……好几个村子，都留下了我们稚嫩的足迹。
说起劳动，最苦的就是上夜班了。为了应付上级，免遭挨批判、“插白旗”，农忙时，生产队还要叫社员披星戴月地到田里干活，十二三岁的娃娃也不能幸免，报酬是上夜班的人，每人可以分得一碗菜稀饭。为了能吃上一碗菜稀饭，不得不摸黑在田里苦熬两几个小时。
尽管生活艰苦，环境恶劣，我渴求知识、喜爱读书的兴趣始终不减。除了认真学好课本知识外，还千方百计找课外书读。
那时一个小学校只有十几本课外书，我还是读到了两本。一本是《高玉宝》，一本是《红旗飘飘》。
因为家里贫穷上不起学的高玉宝， 一边替地主放猪，一边在教室外听老师讲课的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红旗飘飘》，则让我知道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是何等的艰苦卓绝，懂得了新中国是那样来之不易。
十七世纪英国著名的“桂冠诗人”德莱顿说过：“因为我们受过苦难，所以才懂得如何珍惜幸福。”我对这话有深切的体会。
由于勤奋好学，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且酷爱作文。六年级下学期，学校请退伍回乡的老红军彭江来讲长征的故事。听后，我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作文，打破了该校作文篇幅最长的记录，得到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的表扬。
写作文，对我来说是一种偏好。我的小学升初中时的应试作文，还被老师拿到初一年级的语文课上当范文呢!
初中点滴
1959至1961年，是我国遭受天灾人祸最重，国民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1961年下半年，虽然困难极限已过，但三年的磨难，整个农村已是伤痕累累，气息奄奄。
就在这年9月，我考取了姚安惟一的一所初级中学。当时姚安刚和大姚分开不久，全县人口11万人。这一届招收了四个班100多名初中生，也可以说是百里挑一的了。
这三年的初中生活是相当艰苦的，尤其是第一学年。先说生活，男生每人每月口粮27市斤，女生24市斤，有一半是蚕豆、豇豆或其他杂粮。伙食费男生一月3.6元，女生3.2元，一天8分钱的粮钱，3分钱的菜钱。加上学生种菜，在西校场山地里种些杂粮，在徐官坝种了几亩田，用勤工俭学弥补一些，方能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
即便是一月三、四元的伙食费，对每个来自农村的同学来说都是莫大的负担。因为当时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养猪养鸡，更不准种自留地和搞家庭副业。一年到头除了生产队分回二、三百斤粮食外，毫无经济收入。
唯一的就是到县城卖点烧柴。因此不少靠山的同学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凌晨就得上山砍柴，中午挑到城里卖七、八角钱，凑够一个星期的伙食费。
由于每个月拿不出这三、四元钱，有三分之一的同学相继辍学了。到初三的时将77班撤销，并入78、79、80班。
住的呢，当时的姚安中学，只有解放后建的一楼一底的三幢12个教室，还有两排房是50年代建的土、砖、木结构的教师宿舍，其余全是解放前的老房子。尤其是学生宿舍，破烂不堪。一楼阴暗潮湿，睡的是双层床，二楼没有床，草垫铺在楼板上就睡了。
由于宿舍少，加之不少同学一人拿不出一套行李，只好你带垫的席子、毯子，我带被子，这叫“拼铺”。当时的学生宿舍，是见不到蚊帐，床单这些稀罕物的。冬天寒冷，两人拼铺很暖和，夏天蚊虫叮咬，只好将衣服蒙在头上。
说到衣服，那几年，一人一年只发四尺布票，最少的一年只发一尺七。一套衣服从春穿到夏，从秋穿到冬，很少有替换的。穿脏了星期天就回家洗一洗，晒干了穿上又来学校。冬天穿件破旧衣服在里面。大多数同学在三年里，没有穿过棉衣、衬衣、绒衣、胶鞋、袜子，穿补丁衣服的比比皆是。
好在隆冬之后，春天就不远了。
1961年，党中央开始纠正“一平二调”和“浮夸风”，制订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党大办农业，使整个国民经济逐步出现了生机，形势一年好过一年。
到1964年，农村逐渐恢复了元气。学校点上了电灯，伙食也有所改善，可以不掺杂粮，一个月还能吃上几次肉。
六十年代初期的姚安一中，校舍是简陋的，生活是艰苦的；然而校风很纯正，学生学习很刻苦。
学校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对校纪校风抓得很严。学校党支部、团支部、学生会、少先队等组织也很健全。杨凯校长亲自讲政治课；还请来了老红军、当年楚雄军分区司令员黄学义作革命传统教育；组织学生看革命故事影片，印象最深的是《红色娘子军》、《洪湖赤卫队》。国庆节、元旦都要出墙报专刊，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及演讲等各种比赛。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发出后，把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推向了新高潮。学校深入持久地开展了学习雷锋的活动，尊师爱生、互相帮助、关心集体、热爱劳动、刻苦学习蔚然成风。三年里，学生中没有发生过打架斗殴偷盗事件，更不用说赌博酗酒了。
同学们学习风气甚浓，学习非常用功。无论是蚊虫叮咬的盛夏，还是寒风凛冽的严冬，同学们很少缺课。常常是忍着难耐的辘辘饥肠，点着煤油灯也要完成当天的作业。晚自习时，班主任、任课老师经常到教室进行辅导。
初一的时候班主任是彭兴薇，初二、初三是华署洁老师，她一直教我们数学。初一的语文老师是周立芬，初二，初三是是姚岭岚，黄永馨老师教英语，袁志熹老师教物理，赵琨教化学。老师们的循循善诱和严格要求，使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给我们留下了终身难忘的深刻印象。
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我犹如一条小鱼，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一棵幼苗吮吸着土壤里的养分，求知欲非常强烈，学习也很刻苦，学习成绩一直在全年级名列前茅。学期末学校公布各科考试前三名和平均分前三名的学生，每年都榜上有名。演讲比赛、作文竞赛、数学竞赛也都屡屡获奖。
在姚安一中三年，担任了两年少先队大队长，三年学习委员，可以算那一届学生中的佼佼者了。
1961—1964年，是农村形势逐步好转的三年。
1961年3月，党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开始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浮夸风”的错误。6月，解散了公共食堂；9 月，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1962年初，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提出对农村实行休养生息的方针，号召全党大办农业。随后，给各家各户划分了少量自留地，允许农民养鸡养猪，农村慢慢有了恢复性的发展。
这三年的寒署假是令人难忘的。
暑假正是水稻扬花、瓜果渐熟的季节。在假期里，大部分时间是带弟妹，找猪草，喂鸡猪。还时常去小沟里捉鱼，到坝塘中洗澡。
假期中的最大乐趣是看小说。那时，学校是按时作息，到时关灯，根本没有时间看小说。放假时，总要千方百计借几本书带回家看。《西游记》、《水浒传》、《红岩》、《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钢》、《迎春花》、《苦菜花》、《李有才板话》……等等小说，就是在那三年假期看过的。
最苦莫过于寒假中上山挑柴了。一家人一年所需烧柴都要在冬季备够。那时，我才十四五岁，天还不亮，就要起来，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遍地的冰霜，跟随赵哥去挑柴。柴山离家十多里路，要走一个多小时才到。上山时尽管天寒地冻，但走起来也就不冷了。
砍柴时就苦了，树枝上到处是霜，用手一摸，冷得刺骨；地上荆棘丛生，又陡又滑，稍不留心，就会人仰马翻。上山容易下山难，肩上的柴担虽然不重，但一直走下坡路，加之，三四个小时不吃不喝，个个是又饥又渴，汗流浃背，把柴挑回家是早已筋疲力尽。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1964年8月，我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全省唯一面向全省招生的重点中学——昆明一中。那一届毕业的90多人，有40余人考取了大姚高中和楚雄师范。1964年是姚安中学升学率较高的一年。
回首三年的初中生活，物质生活是困乏的，而精神生活是充实的。这三年里，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高中时光
1964年的夏末秋初，考完初中升高中的我，是在轻松而又企盼中度过的。
七八月的姚安坝子，到处莺飞草长，满目葱茏。水稻开始扬花，玉米已经吐穗，梨果由青变熟。
度过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时期”的农村，经过三年的休养生息，逐步恢复了元气，出现了可喜的转机。
这个暑假，我都在老家。白天，去坝塘洗澡，到沟渠捉鱼，到地里找猪草；晚上，在生产队的稻场玩耍、打闹。
虽然玩得开心，但心里仍有些焦急。因为，中考录取结果还没有张榜公布。
八月中旬的一天，我带着急切的心情去姚安中学看榜。一到学校，先前看了榜的同学纷纷告诉我：“你考取昆明一中了!”我跑到公告栏前一看，果然榜首写着:“李如林 录取学校：昆明第一中学。”
凭我的学习成绩，考上高中、师范是不成问题的，但能考取昆一中，却是没有想到。当时的心情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喜出望外!
昆明第一中学，创建于1905年，是云南成立最早的一所中学。前身为云南省会中学堂，1912年称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校。 1950 年与龙渊中学、昆师附中及南箐中学并校，改名为云南省昆明第一中学。
作为百年老校， 昆明第一中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师生们就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 1925年在省立一中成立的共青团云南特别支部，为云南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很多师生投入民族解放及民主运动中，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历史上，众多著名教授、学者曾荟萃昆明第一中学执教，其中有闻一多、吴晗、楚图南、蔡希陶、熊庆来等。他们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造就了大批人才，莘莘学子遍布全球。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有：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著名哲学家艾思奇、作家张天虚、诗人柯仲平、太阳能专家方宝贤、画家袁晓岑、体育专家杨伯镛和马克坚、打破世界纪录的海模运动员许建峰、计算机语言专家冯志伟、地质专家王秋明、中科院院士董韫美 、工程院院士戴永年等。
昆一中，既是云南省一级一等高级中学，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唯一一所面向全省择优录取高中生的重点中学。1963年至1965年，每年择优从各专州县录取40名学生，编为“专县班”，连续招了三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而终止。
当时，考进昆一中，好比现在考取清华、北大一样。
1964年8月30日，我搭乘一辆汽车来到昆明入学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乘汽车，当然，也是第一次到昆明。
走进昆一中，便被宽敞的校园、优美的环境深深吸引了。
学校占地 200余亩，型似飞机的教学楼（同学们都称之为“飞机楼”），两排整齐的宿舍，足球场、篮球场，试验楼、图书馆，一应俱全。
校园西北角，有一个人工湖，是50年代末，学校师生们挖的，故取名“青年湖”。面积虽不大，但一泓碧水、满园葱茏，不失是闹中取静的好去处。足有两人合围的几十棵兰桉树，傲然挺立在“飞机楼、篮球场傍，见证着昆一中的沧桑岁月。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三年的高中，却在昆一中逗留了四年。
1964年9月至1966年5月，即高一、高二年级，是在正常的环境中读书的。
高一时，我们来自7个专（区）州（曲靖、玉溪、红河、思茅、楚雄、大理、保山）的40多名同学，加上几个高干子女，编为高671班。班主任是刘志聪老师，汪大受、陈治聪老师先后教语文，陈运亮老师教数学，金录宣老师教英语，李如琚老师教化学。他们都是昆明市有名望的教师。
进入高二，我们就文理分科了。我的数理化也不错，但更偏好文科，尤其喜爱作文，因此毅然选择了读文史。当时的最大愿望就是考个文科重点大学，毕业后做个记者。有幸的是，任我们班主任并教语文的是当今著名回族作家和诗人马瑞麟老师，他对我的文学爱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这两年里，老师们循循善诱地教，同学们如饥似渴地学，我们学到了不少知识，为以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的基础。
昆一中还是参与省市重要节庆和迎接外宾活动的定点单位，学校拥有乐队、彩旗队、腰鼓队。大凡重要的节日和庆典、迎接外宾，都会派出队伍参加。譬如，15周年国庆，贵昆铁路通车典礼。
那两年，我还得以多次参加欢迎外国国家元首的活动，有幸目睹了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陈毅外长的风采；见到过的外国国家元首有：朝鲜的金日成主席、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阿尔巴尼亚的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越南总理范文同。
1966年5月初，离期末考还有个两月时，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风骤雨般席卷全国，学校首当其冲。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起初，还试图把运动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范围内，边上课
边批判《海瑞罢官》、《清宫秘史》等所谓的“大毒草”。很快学校便失控了，批判“三家村”的大字报布满校园，愚昧而又疯狂的“破四旧”之风愈演愈烈。
一时间，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名；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揪斗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暴力行为成风。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等商品的荒诞之举遍布全国。
6月下旬，已经完全停课，学校陷入无序状态。
8月9 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发表，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近乎疯狂的高潮。
大字报铺天盖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云霄；几乎所有党政机关和文化教育单位的领导，都被当作“走资派”遭到无休止的批斗；不少教师、文化人被斥之为“臭知识分子”而受到了严重冲击。
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00万红卫兵，引发了空前绝后的学生“大串联”。在此后的四个月里，数以千万计的师生，或乘坐火车汽车，或仿效长征结队步行，从全国各地涌向北京。
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主席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了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我也是其中一员。
我作为班里推荐的第四批赴京代表，于10月12日乘火车到达了梦寐以求的北京。我被安排在复兴路的解放军政治学院食宿。
在北京期间，除了到过天安门广场、王府井大街、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大，北航学院、清华附中之外，风景名胜一处也没有去过。等到10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5次）接见了红卫兵后，才返回昆明。
回到学校一看，大部分同学已经“大串联”去了，学校里冷冷清清。趁着“大串联”期间，学生乘车、住宿、吃饭不要钱的机会，我约着同班的刘尊杰同学到重庆、武汉、上海名为“串联”实为游玩去了。
11月下旬，国务院发出了停止串联的通知，正在串联的学生纷纷返回原地。我也挤乘火车从上海回到昆一中，不几天，便回姚安老家去了。
1967、1968年，昆明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风烟滚滚，造反派两派争斗，发展到武斗不断。这两年的大部分时间，我是在农村老家度过的。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从此拉开了序幕。
1969年1月初，我加入昆一中也是昆明市第一批回乡知青的队伍，在锣鼓喧天的欢送声中离开了昆明。
别了，昆一中!
别了，学生时代!
知青岁月
1968年底，我告别了昆一中，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红土地，开始了回乡知青的生活。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正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虽然疾风暴雨式的大批判已经过去，但阶级斗争、农业学大寨仍是全国农村工作的主线，“一打三反”、“整党建党”、“批林批孔”等运动接连不断。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人民公社”的体制+“大锅饭”的生产形式，把整个农村折腾得遍体鳞伤、气息奄奄。
当时的家乡——姚安县仁和公社蛉丰大队塔山生产队，便是千千万万个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小山村之一。社员们干的是评工记分的“大寨活”，吃的是按“人头+工分”分配粮食的“大锅饭”。一个劳动力干一天活记10个工分，只值二三角钱，苦一年到头只分得三四百斤粮。多数人家一年还要缺几十天的口粮。没有电，没有广播，当然，除了“八个样板戏”和“老三战”（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外，再没有其它文化生活。七十年代的农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是何等的困乏与枯燥。
从繁华喧嚣的省城回到落后冷清的农村，仿佛从空中跌落到了地上，进入了人生的低谷。
在心灰意冷的窘境中，父母提出要为我操办婚事。也许是干渴的心田需要清泉的滋润，或许是艰难的跋涉中更需要伴侣的搀扶，没有多加考虑，我便稀里糊涂地应承了。
人生途中，有些是无法逃避的，比如命运；有些是无法更改的，比如情缘。
“物质决定意识”——唯物主义的这一要义，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有什么样的物质基础和生存条件，就有什么样的欲望和择偶标准。当时，我找对象的要求很简单，只要对方身体健康、贤惠能干就行。一个女人可以不漂亮，可以少点气质少点文化，但不能不贤惠不能干。贤惠能干是女人最美丽的衣裳，穿上它才可以共同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其实，对象早就有了，她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她的爷爷我叫舅老爹（爷）。她也是姚安中学68级的初中生，可以说同是天涯沦落人。双方的情况彼此是知道的，只不过从未见过面。
1969年春节后不几天，在媒人的撮合下，我们初次见了面。那次见面，双方都感到很拘谨，虽然多余的话都没有讲几句，说不上是一见钟情，但彼此还是满意的。
爱情这东西，竟会比言传更单纯、更有味，亮出来是一杯开水，捂着是一坛醇酒。没有小说里的如火如荼的激情，没有电影里缠缠绵绵的浪漫，几个月后，我们就很简单地结合了。坦白地讲，这是典型的没有恋爱就结婚，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应该是地道的“闪婚”了!
莎士比亚说：“婚姻是青春的结束，人生的开始。”没有想到，我在21岁时（当时的法定结婚年龄是男20岁、女18岁），就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青春。婚后的四五年里，都在农村度过，在这里开始了生儿育女的凡人生活。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家庭生活的内容也日益丰富起来，将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资料妥善地保存下来，天长日久，就会积累成一笔可观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不仅是我们生活的百宝箱，更是一支伴随我们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成长之歌。
我们的婚姻看起来有些草率而且传统，但感情是纯真的，基础是稳固的。她爱着我，爱中饱含着对我的信赖和钦佩；我爱着她，因为有了她的操劳，分担了不少后顾之忧，让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妻子的吃苦耐劳和能干超出了我预先的估计。生产队的农活她样样在行，操持家务也毫不逊色。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69年冬，身怀六甲的她，还到海拔2600多米的“险峰水库”出“水库工”，在天寒地冻的山箐里，住窝棚、餐风宿露，为生产队里的民工做饭。她又是个初中生（当时农村里的女中学生是很少的），因而曾做过生产队的卫生员，10年后，还成了蛉丰小学教“学前班”的民办教师。
正如旅美女作家陈若曦所说：“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个好女人。”她，就是一个助我成功的好女人。
在生产队劳动一年之后，适逢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热潮的到来。鉴于我是昆一中毕业的高材生，便让我当了大队的广播员，同时还兼马车运输管理站的会计。两项工作，一个月的报酬仅20元，现在还买不到一包“红云烟”，可那时却是生产队月工分值的3倍了。
名为广播员，其实并没有播过音，因为大队连电都没通，更谈不上收音机、扩音设备。我的任务是组织将广播线架到生产队，并维护线路畅通，使13个生产队能够每天三次听到县广播站的声音。
歌德说：“如果是玫瑰，它总会开花的。”即使是身处窘境，也还对未来心存着希望。
在当广播员不久，县广播站召集我们在光禄公社（现今光禄镇）培训。培训的内容早忘了，唯有与同学苏正玺（也是回乡知青、当时是蜻蛉大队的广播员）的一席谈话，仍然记忆犹新。
那是一天晚饭后，我俩散步到龙华寺，边走边聊，甚是开心。当聊到未来的前途时，我顺口说到：“李白不是说过‘天生我材必有用’吗？凭我们的年龄和学识，说不定将来也能弄个县委书记县长干干。”说罢，两人哈哈大笑，并不留意。殊不知，十年后我和他都相继走上了县级领导岗位。此后的每次相逢，都会因这句不幸言中的戏言而感叹一番。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虽然只干了一年的广播员，但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起点。四十年后（2010 年7月），曾在姚安广播战线工作过的30多名老广播人聚会，我即兴赋诗一首，表达了这一心情。
姚安广播共同台， 开启人生好时代。
千里之行始于此， 往事依稀难忘怀。
蹉跎岁月悠悠去， 浓浓乡音今犹在。
四十年后重聚首， 两鬓斑白情未改。
在整党建党中，我于1970年10月入了党。当时入党没有“预备期”，一入党就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成了一名大队干部，时年22岁，在全县是最年轻的了。虽然大队干部是全中国最小的“编外干部”，但由此却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
此后的三年里，除了担任支部副书记外，还兼大队文书、民兵营长、团支部书记。官虽然很小，管事还真不少。“催粮分款，刮宫引产”，说的是大队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催交公余粮，发放救济款，开展计划生育。当然，这是对大队干部的戏谑，而不是所做工作的全部。
其实，大队干部是很辛苦的。我们大队就四个干部，白天参加集体劳动，晚上到生产队或开社员会，或安抚队干部，或调解各种纠纷。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一年到头，没有闲着的时候。冬春季节，还要带领社员安营扎寨去修水库。
那三年，经过大家的努力，村村通了电，装上了小喇叭；大队建起了“三机（碾米机、磨面机、饲料粉碎机）站”，结束了点煤油灯和“舂碓”、“推磨”的历史；开办了合作医疗站，新建了小学校；改造“冷浸田”、修条田搞得有声有色，计划生育工作方兴未艾。
尤其值得怀念的是，我们在大队工作的几个人，相处得非常好，虽然工作很紧张，生活很清苦，但总是有说有笑的，心情格外舒畅。
连同当广播员，在大队工作整整四年时间。蛉丰大队的村村寨寨洒下了我的汗水，一草一木凝聚了我的心血。贫瘠的土地，厚道的农民，熟悉的面孔，浓重的乡音，在我心中化作了永恒的记忆。
四年的农村生活，尽管有过失落和迷惘，更多的还是播种与希望。
1973年10月，我被调到仁和公社任水管站站长，同时还是公社党委委员。一年后，被录为国家正式干部。至此，我的回乡知青生活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初涉政坛
1975年2月，上级决定，对仁和公社的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将太平、陈家、老街、各苴、新民、新村等7个大队（现今的村委会）划出，新组建为太平公社。
经中共楚雄州委批准，我被任命为太平公社党委书记。是年26岁，成了全州最年轻的公社书记。从这时起到1978年10月末离开，近四年时间，太平的山山水水留下了我数不清的足迹，我也留下了我终身难忘的记忆。
太平公社位于姚安县南部，东与牟定县接壤，南与南华县交界，西与本县的弥兴相邻，像一轮弯月镶嵌在姚安坝子的南端。
公社社址设在太平铺。太平铺，自古以来就是姚安、大姚、永仁、攀枝花进入滇中，进而通往滇东、滇南、滇西的必经之道。在没有公路的年代，这里成了南来北往的商贾、赶马人的重要驿站。与南华交界的“三铺关”（《姚安县志》中称为“三窠关”、“三窝关”），至今还保留着古时人马驿道的痕迹。
由于此地村民较多（有150多户人家），且居住集中，很少有土匪盗贼袭扰。加之，这里民风淳朴，热情好客，到此歇息的客商、马哥头都相安无事，故取名太平铺。
太平是一个彝族聚居的山区公社。
191平方公里的国土总面积上，居住着7000多人口，且90%是彝族。境内海拔最高2897米，最低1928米，气候冷凉，自然环境比较差。上个世纪，除穿境而过的南（华）永（仁）公路外，几乎所有的大队生产队都不通公路。
全公社虽有耕地7000多亩，但60%属旱地。各苴、新民、新村三个大队水稻都成熟不了，只能种玉米、荞子、稗子。那年头，就连自然条件较好的坝区，不少农民的温饱都没有解决，更何况冷凉高寒的边远山区。
“种一片坡，收一箩箩”，“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是当年太平的真实写照。地广人稀、冷凉高寒、闭塞贫困，成了这里的显著特征。
新组建的太平公社，设在食品站的几间简陋的旧瓦房里，连挂牌子的地方都没有。我带着从仁和公社分出的9个干部和一枚印章，行李一放，就算开张了，真真实实是白手起家。
在开展工作的同时，还要起早摸黑地种地种菜、挑柴。两个月后，十几个人的公社机关食堂，蔬菜已经基本自足；秋收时，收了五六千斤粮食；年末，还杀了四头肥猪。
1975年， “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末期，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还方兴未艾。头系白毛巾、身穿对襟衣、曾担任过大寨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成了政治局委员，在1975年1月举行的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大寨——这个原本不起眼的小山村，成了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也成了几百万干部前往参观取经的圣地。1975年的10月中旬，州里组织全州的公社党委书记到大寨参观，我唯一一次到过大寨。
我在太平公社工作的那几年，正是学大寨的高潮时期。
走村串寨、起早摸黑，太平公社的山山箐箐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村村寨寨我都吃住过、劳动过。所到之处，发动群众，进行坡地改梯地、改造低产田；修水库，大种水浇包谷；推广科技措施，提高粮食单产，很是出了不少力。
说起劳动，对于基层干部来说，那是家常便饭了。当时，有个很“左”的规定：一年里县干部要劳动100天，公社干部劳动200天，大队干部劳动300天。为了达到这个要求，“出门就爬坡，到村就劳动”，已经成了一种常态。
以至于下乡途中，还要带上粪箕，将路上的牲畜粪便捡起挑到田地里。现在听起来，觉得很可笑，可那时却是很自然的事，连县委书记下乡都要带一把锄头呢。
即使这样，一年劳动200天，是达不到也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加上在公社机关的劳动，一年劳动100天是有多无少。
正是凭着这股苦干实干的劲头，使太平公社跃入了楚雄州“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的行列。
太平是一个具有浓郁彝族风情，历史文化浓重的彝族聚居地。
在漫长的社会发展中，虽然有些彝族文化被逐步同化了，彝族文字也早已淡出了广大彝人的视野，成了极少数学者研究的对象。但是，这里独特的彝族风情还依然十分浓重。
彝族有自己的语言。彝话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名词一概在动词之前，如“阿米左”、“火左”、“日拜多”、“说北得”，直译就是“饭吃”、“肉吃”、“酒喝”、“包谷种”。 各苴、新民、新村的村民们在日常生活中全是讲彝话。我在太平工作近四年，百分之三四十的日常用语能够听懂了。
彝家人性格豪爽，热情好客。如果你碰上彝家人杀猪宰羊或婚丧嫁娶之类的红白喜事，不管熟悉不熟悉，主人都会热情相邀，你若却之不恭，主人反而会认为你看不起他。
彝族以玉米、荞麦、燕麦和洋芋为主要食物，喜欢大块吃肉，爱吃酸辣食品。彝家人的“火烧洋芋”、“羊汤锅”、“羊肝生”，令人大饱口福，至今难忘。
平时或客人较少时，都在室内矮饭桌上吃饭，如果遇到“办事”请的客人多，就在院落里搭起青棚，地上铺上青松毛，酒饭菜肴都摆在青松毛上，大家席地围坐而食。
彝家人特别喜欢饮酒，男女老少一般都能喝。平时待客也多用酒不用茶，宴席上自然就更离不开酒了。开席时，主客围成一圈，共饮一碗酒，互相轮流传递，边喝酒边吃菜。席间，或反复敬酒劝酒，或猜拳行令，或唱酒歌助兴，气氛非常热烈，一顿饭往往要几个小时。散席时，一个个喝得东倒西歪，酩酊大醉。
彝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彝族歌舞分翻歌、跳歌两大类型。翻歌只跳不唱；跳歌边跳边唱，又称之为打跳。左脚舞（又叫“三跺脚”）是彝族人最具有广泛性、群众性的打跳。因跳的人一律先出左脚，故名左脚舞。其舞重在舞步，功夫主要在脚上，动作奔放，节奏强烈。
打跳分两种场合。庙会、街天、节日、婚娶、入宅等打跳，不分男女老幼均可参与；晚上野外的打跳，只限于未婚青年男女 。
彝家人非常喜欢打跳，每逢街天、节日、婚娶，男人们弹起月琴、拉起二胡，女人们穿着艳丽的服装，手拉手跳起左脚舞，跳到深更半夜甚至通宵达旦也不知疲倦。
后者打跳的地点 ，大多选择在与村寨相距较远、几条道路交汇的山梁上。傍晚，姑娘小伙们陆续来到约定的地点，烧一堆火，围成一个圆圈，手拉手，身挨身，唱着调子，踏着笛子、月琴的节拍，翩翩起舞，至子夜方散。这时，小姑娘领着意中人回村，三五成群宿“姑娘房”，对调子，谈情说爱。次日黎明，小伙子给姑娘留下礼物后方才离去。这种打跳，实际上成了未婚青年找对象、谈恋爱的最佳场合。
“撵山”，是新民、新村、腊汪（与新民山水相连的牟定县高峰大队）地区最具民族特色的一项狩猎活动。所谓“撵山”，就是邻近村寨少则七八个、多则一二十青壮年男子，带上麻绳织成的网，领着狗，到山上追捕野猪、麂子等野兽。“撵山”一般在秋季进行，一来是保护庄稼，更主要的是为了获取猎物。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能捕捉到一头野猪，足可以美餐一顿了。
猎物是平均分配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分配猎物时，无论你有没有参与撵山，只要在场的人，都会分得一份。当然，野猪头是归守网人的，因为他们是逮住野猪的有功之臣。因此，当地至今还流传着着这样一句俗语：“彝人撵山，见者有份。”
在彝族婚姻习俗中，最具神秘色彩的就是“姑娘房”了。
“姑娘房”在彝语中称作“依朵海”，那是专供姑娘们晚上居住的地方。各苴、老街、新民、新村的彝族姑娘，到了十五六岁，就要离开父母的“依改”（卧室），搬进“依朵海”。如果姑娘长大了还不住进“姑娘房”，会被父母认为没有出息。
“姑娘房”一般在堂屋边的厢房。新民、新村的“姑娘房”，大多是单独建盖在村边僻静的地方，几个姑娘住一间“姑娘房”。住进“姑娘房”，就有了与异性交往的自由空间。
姑娘们白天同家人一块做活计、吃饭，晚上在“姑娘房”谈情说爱。即使已经出嫁的女儿，仍“不落夫家”，直到有了身孕，才搬出“姑娘房”到夫家居家过日子。透过“姑娘房”，折射出彝族儿女们的恋爱和婚姻是自由的、开放的。
中秋节、火把节是当地彝族最重要、最热闹的节日。中秋节这天，主妇们要采一些新稻穗回家，同时准备好月饼等物品。晚餐时，先用稻穗喂牲畜，再用月饼祭拜月亮，祈求来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晚饭后，当月光撒满山寨时，村民们陆续聚集在适中的场地上，点燃熊熊的篝火，跳起酣畅的左脚舞，唱着粗犷的彝族调，场面非常热闹。
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是当地彝族最为隆重的节日——火把节。这天夜幕降临后，各村寨即点燃火把，青少年们舞动着火把，游动于田野山乡，称之为“耍火把”。耍火把是为了扑灭农作物的虫害。民间还认为，火把可以驱鬼除邪，故点燃火把后要挨家挨户走，边走边往火把上撒木香，据说是为了“送祟”。
火把节期间还举行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青年男女身着节日盛装前来聚会。小伙子们抱着月琴、带着竹笛，姑娘们背着自己精心绣制的花挂包；男青年弹月琴、吹笛子，女青年唱起悠扬的彝族调；踏着节拍，尽情地跳起欢快的左脚舞。千里彝山，到处弥漫着浓烈的节日气氛。
1978年10月，我从太平公社党委书记任上调楚雄州委办公室任副主任。至今，离开太平已经34年了。回想起来，在太平工作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对彝乡的风土人情依然一往情深。
（作者：李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