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姚安德丰寺内矗立着一座奇异而又珍贵的历史名碑，叫做兴宝寺德化铭碑。说它奇异，是因为在同一块碑上刻有三篇碑文，即：《兴宝寺德化铭》、《嵇肃灵峰明帝记》、《重修洋派兴宝寺续置常住记》。前两篇碑文撰刻于大理国元亨二年，也就是南宋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碑文撰写者是大理崇圣寺僧“粉团侍郎”、“试郎”杨才照；后一篇碑文撰刻时间是元宣光六年，即（公元1376年），碑文是定远（即今牟定）唯止庵僧人用源所撰，书丹者是鹤庆路知事杨吉园，刻石者为大理苍山石匠“提举”杨通。说它珍贵，是因为三篇碑文记载了唐宋元时期姚安历史的几个人物，因而，透过这几个人物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破解一些姚安历史上的悬案。也就是说，兴宝寺德化铭碑是一块具有重要史学价值的碑刻。此碑原立于姚安兴宝寺， 1962年后迁至德丰寺，1982年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与德丰寺一同晋升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此碑到底具有些什么史学价值呢？本文试图做一些分析。
一、真实地记叙了唐宋元时期兴宝寺的兴衰
碑文中记录了兴宝寺创建、再建和扩建这三次工程的有关情况。根据《兴宝寺德化铭》记载，兴宝寺始建于南诏国时期。《兴宝寺德化铭》中有这样一句话：“盖此寺者，大蒙知军事布燮杨桢之所建业”。其中，“蒙”是南诏王的姓，“大蒙”就是南诏；“知军事”就是“执掌军事”；“布燮”，是南诏国的官职名称，地位相当于唐朝的宰相。这句话说，杨桢是南诏国负责军国大事的一位高级官员，兴宝寺就是他创建的。接下来，铭文中有一段话说明了建寺的时间和原因。铭文中说：“年钟建极，委佐兵机，抗蜀衡蕃，惟公是倚。外则弼谐帝道，事竭于君；内则翼扇直风，心亡于法。卜兹胜地，创此精蓝”。其中，“年钟建极”的 “建极”，是南诏国第十一代国主佑世隆（又名酋龙）称帝后的年号。“年钟建极”,意即建寺的时间是在南诏大礼国建极年间。以“建极”为年号，共十七 年，即公元860年至公元877年。因此，兴宝寺应该就是建于这一时间段内。至于创建兴宝寺的原因，前面所引的几句话已说清楚了：主要是“翼扇直风，心忘于法”。
《兴宝寺德化铭》重点记载了兴宝寺的重建及重建后的规模。大理国元亨二年，即宋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前，高踰城光再建。由于 “岁月已淹”，杨桢所建的兴宝寺，到了大理国后期已“痛哉圮毁”。高踰城光袭领“弄栋华府洋派郡”时，他“伤德本之未滋，痛斯蓝之煽毁”。于是，“俟子来之众，鸠心意之工”，重建兴宝寺。经高踰城光重建后的兴宝寺，“妙起新模，势仍旧贯”，就是说，重建后的兴宝寺，整座建筑的体式仍按原来的体制来建设，但在规模上有了新的扩大。重建后的兴宝寺规模“西则松风发夕，惊闻苦空之音；南则江月残朝，忽认灵台之镜；东临雾阙，近接应供之贤；北枕平坡，远嫌钓鳌之客”。重建后的兴宝寺体式非常宏伟：“喜得上栋下宇，尽合大壮之宜，矢棘翚飞，崛起斯千之势”。重建的兴宝寺如此壮观，就连作者杨才照也不得不叹服：“一一美丽，事事新奇盛矣哉!信华州之嘉境也”。
元宣光六年，即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大理宣慰司同知、副都元帅高实重修兴宝寺。据《重修洋派兴宝寺续置常住记》记载，这次重修，主要是“就近创立宝坊，续置庄田，印塑经像，钟磐法具，罔不毕集”。通过扩建、续置庄田和完善设施，使寺院里的香火更加旺盛，出现了“晨夕熏修之僧，不减于三千七八”的盛况。
以上就是兴宝寺碑记载的情况。这些情况说明，自晚唐时期至元末，兴宝寺都是姚安地区重要的一座佛教道场，且越修缮，香火就越旺盛。寺院僧众“不减于三千七八”之说，不是一个定数，大有夸张之嫌，但该寺当时的规模和盛况至少在姚安历史上可以算得上首屈一指的（现存的龙华寺，按先贤由云龙先生所撰《重修龙华山活佛寺碑记》记载，“寺至明初宗风大盛，众常七百余人”）。
二、记载了宋元时期姚安高氏家族的一些发展情况
（一）《兴宝寺德化铭》记叙了高氏家族入主姚安后的承袭情况。大理国段正严时，即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高泰明帅军镇压了东方三十七部发动的叛乱，命儿子高明清留在昆明镇守。宋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三十七部又一次发动叛乱，很快攻陷了昆明。高明清奋力抵抗，终于平定叛乱。大理国主段正严封高明清为统矢演习，世守其地，号“定远将军”。因此，高明清是大理国高氏入主姚安的第一人，是姚安高氏家族的始祖。
自高明清已降的一个时期，姚安高氏的承袭状况，主要就只有通过《兴宝寺德化铭》来了解。《兴宝寺德化铭》全称叫做《大理国上公高踰城光再建弄栋府洋派郡兴宝寺德化铭并序》。文中叙述了高踰城光与大理高氏及高明清的辈分关系：“有公子高踰城光者，曾祖，相国明公高泰明；祖，定远将军高明清，已备国史；考，牧公高踰成生者，定远将军之长子也”。这一段话清楚表明，自高明清至高踰城光，高氏在姚安已历三代，且高踰城生、高踰城光都是高明清职务的承袭者。高踰城生是“长子”，若不在大理国中任职，自然就是其父高明清一切职务的继承人。高踰城光，是高踰成生之子已明，但文中并没有点明是“长子”，却也继承了其父的一切职务，因此，碑文标题中才称呼他为“大理国上公”，也就是姚府演习等职务。个中原因，值得研究。
（二）《兴宝寺德化铭》重点记叙了姚安高氏第三代传人高踰城光及其兄长的一些重大事迹，从而保留了研究这一时期姚安乃至大理国历史的重要依据。
与兄长一道共同帮助侄儿辈的高寿昌夺回大理国相位及其失败后回到姚安后的事迹，是《兴宝寺德化铭》中记载的主体事件。不过，由于是一篇铭文，且重点是要颂扬高踰城光的忠勇和“退以居谦”的美德，故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都很笼统模糊，需要参考其他有关史料，才能理得清楚。
让我们结合这一时期大理国相位的变动情况来解读《兴宝寺德化铭》。从有关资料可知，高泰明遵父命还国于段氏，自己仍为相国。此后，大理国相位，便在高氏家族中承袭。同时，一场场试图将相位据为己有的权力之争也在高氏家族各个支系中展开。据记载，高泰明为相之后，按嫡长子继承的宗法关系，由高明顺袭父职为相国。明顺之后，顺贞继之为相。顺贞之后，相位却被属于高泰明另一支系的高量成（与顺贞同辈，封邑威楚，即楚雄）夺去。高量成为相十年之后，高顺贞之子高贞寿又趁机夺回相位。贞寿之后，传子寿昌。两年后，即利贞三年（公元1174年），高升祥一系的高观音隆起兵夺相位给予高贞明。同一年，高阿机又入朝夺贞明相位还寿昌。
值得注意的是，高观音隆、高阿机相继两次夺相位都不是自任。这大概说明，此时的高氏子孙，虽人人都在觊觎相位，但都还有所顾忌。就前一件事来说，高观音隆能够夺得相位，说明他已蓄积了一定的力量和能力，本可以自立为相，但不是嫡传，可能会遭到高泰明后代的反对，因此只得将相位交贞明执掌。就后一件事而言，从高阿机方面来说，高观音虽将相位还于贞明，但实际权力还是被不是嫡传的高观音所操持，因而仍然属于 “蝇玷成瑕，南箕自远”。于是，高阿机时不我待地入朝夺取相位。只有这样才能消除高观音隆对相位的实际控制。高阿机虽能夺得相位，但也还不能完全掌控整个局面，因而必须还相位于寿昌。这样，自己当然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辅助寿昌掌好相权。
说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高阿机是何人?按《南诏野史》记载，高阿机，是高泰明的长孙。已故的著名史学家方国瑜先生也认为：“所谓高阿机者，或即踰城光之兄”。按此说法，帮助寿昌夺回相位的就不止高阿机一人，还有高踰城光。这一点，在《兴宝寺德化铭》中也是说得很清楚的。铭文中有一段话这样说道：“嗟夫，义以道合，事由运兴。不意蝇玷成瑕，南箕自远。乃与兄牧公及先君诸旧臣等议曰：‘大义不可无方，至忠不可无主。惟其平国大宰，定远将军，君臣之义最高，叔侄之分尤重。不异霍光辅汉，姬旦匡周，盛衰惟终，安危同力，在我子孙后嗣。弃兹历世垂休，孤立一隅，介于大国，岂不谓事之末乎？然孤犹首丘，葵能卫足，不忘本也。姑可忽诸？乃与中国行成，独兴庙计，自此散从释衡，缩甲抑战，公兄弟之力也”。其中，“乃与兄牧公及先君诸旧臣等议…”、“公兄弟之力也”，已明确说出“乃与中国行成，独兴妙计”的，不仅仅只是高踰城光，还有他的兄长，就是被称为“牧公”的人。此人便是高阿机。就是说，铭文记叙的是高踰城光和高阿机知道高观音隆立贞明为相而自己实际操控相权情况后，便共同谋划并合力从高观音手中夺回相位。
怎样看待高阿机、高踰城光兄弟两帮助寿昌夺回相位这件事？兄弟两是高明清的孙辈，寿昌则是高明顺的重孙辈。阿机、踰城光与寿昌自然就是叔侄关系。因为“君臣之义最高，叔侄之分尤重”。所以，高踰城光与兄长一道试图效仿“霍光辅汉，姬旦匡周”。但说白了，主要是寿昌为相在先，阿机、踰城光夺回相位后还位于寿昌，可以获得好声誉，而实质上，兄弟两可以稳稳当当地操控相权。
然而，也仅仅过了两年时间（盛德元年，即公元1176年），高观音妙便从白崖起兵夺相位自立。高阿机、高踰城光不得不本着“位则退以居谦”的态度，“郁其千里之才，擢以百成之命”，“奉旨”“下车”，回到祖传的封邑之地。
离开大理这一权力漩涡中心后，踰城光兄弟励精图治，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兴宝寺德化铭》》中说：“乃煦以秋阳，威以夏日，做甘棠而听讼，设庭燎以思贤，振平恵而字小人，弘义让以勗君子”。通过这些举措，使治下的姚安地区“民识廉耻，咸习管子之风；家足农桑，旁尽孟轲之制”。与此同时，还在“绢理之暇，日用留心白马，庶接武于汉明。伤德本之未滋，痛斯蓝之煽毁”。重建兴宝寺，大兴佛教。这一时期，高氏兄弟在姚安的确做了许多事情，积蓄了力量，客观上也加快了姚安发展。但是，高阿机、高踰城光两兄弟再也没有能够重返大理国的权力中枢。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做出判断。铭文中称高踰崇光为“上公”，而称高阿机为“牧公”，说明是高踰城光袭领了世职。既然高阿机是兄长，为什么会由高踰城光来袭世职？答案只能有一个。高阿机和高踰城光合力帮助寿昌夺取相位后，留在朝中扶持寿昌掌握相柄的自当是作为兄长的高阿机，那么，在封邑袭职的当然也就是高踰城光了。虽然后来寿昌再次失去相权，姚安袭封之事已不可再改。也因此，重建兴宝寺的主人就是高踰城光。铭文是他请人写的，因此，文中自然就以颂扬他的功德为主线。
姚安高氏，自高阿机兄弟败回姚安，就失去了在朝中 掌权的机会。但不甘心失败。通过三十五年的苦心经营，终于获得了夺取大理国核心权力的转机。公元1212年，高阿育起兵击败继高观音妙为相的高观音政，自立为相。从此，大理国相位，一直执掌在姚安高氏手中。继阿育之后，高踰城隆、高泰祥相继为相。姚安高氏为相共计四十一年。
（三）《《重修兴宝寺续置常住记》》也对研究姚安高氏分支情况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主要是证明姚安高氏的分布除现已认定的以外，还有兴宝寺所在的“洋派郡”，即现在的官屯地区，也是姚安高氏的“别业”之地。就是说，现在的官屯高姓，很可能是光禄高氏的一个分支。
记文中明确说“高候别业，世居阳派，赋性慈惠，留心佛教，尤竭力于此寺。就近创立宝坊，续置庄田，印塑经象，钟罄法典罔不毕集”。这一段话已说得很清楚，高实是高氏在姚安的一个分支，世代居住在“洋派”这个地方。因“赋性慈惠，留心佛教，尤竭力于此寺”，故而对兴宝寺作重大扩建和完善设施建设，又“续置庄田”，为寺院的兴旺打好基础。既然是“世居”，就应该不止于一两代人。由此，不难让人联想到重建兴宝寺的高踰城光。如果将高踰城光时代的事迹与“世居”之说联系起来，不难得出这样一个推断，即：高氏第三十世传人高踰城光袭任姚安演习后，就将“洋派”作为姚安高氏的“别业”。为了“别业”的兴旺发达，因而重建了兴宝寺。踰城光后人世代经营“洋派”地区，直到高实（高实大致与高氏第四十一代高寿保同代）这一代仍居住于“洋派”。因而，对祖上重建的兴宝寺特别重视，因此才有“尤竭力于此寺”之说和相应的举错。这一推断，也可以从本文中得到证实。文中介绍高氏的有关情况说：“今大理宣慰司同知、副都元帅高候者，乃昔威楚高升泰之后”、“候克以私济公，赈穷贷乏而功居多。当时因功仕至明威将军，姚安路同知，任摄行本路安抚事，命进阶副都元帅”。这两句话说，高实早先任职的是大理宣慰司而不是姚安路，是因为在“上下交兵，民坠涂炭”形势下，他凭着“以私济公，赈穷贷乏而功居多”，才晋升至明威将军、姚安路同知并“摄行本路安抚事”的。可见，他并非与光禄高氏属同一支系。光禄高氏，从源流上看，或许就是高踰城光的长兄高阿机的后人。光禄地区，是大理国高氏进入姚安后的主要立脚之地。高阿机作为长兄，理应是这里的主人。其弟高踰城光成为姚安演习的继承人后，自然就要另选地盘兴建自己的家园，才能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洋派”就成为姚安高氏的“别业”。
光禄高氏，到元朝将姚安升州为路以后，又分为两个支系。一个支系成为姚安路军民总管的世袭传人，另一支则成为“姚州守”的世袭传人。世袭军民总管的一支，沿袭下来，就是明清时期的府同知，直到高奣映的孙子高厚德时被罢除为止。另一支则是世袭姚州同知，直到清末才终止。这一支系从光禄地区分出后，历太平者乐村、弥兴大苴，最后定居于弥兴官庄。官庄之名，本自于高氏。高氏世袭土官来居于此，此地又是高氏庄园，故而名之为“官庄”。“洋派”高氏一脉，自高实以后的情况，还待进一步研究和考证。
三、揭示了晚唐时期姚安在唐与南诏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兴宝寺德化铭》》提到了一个南诏国后期与姚安有关的人物，就是杨桢。这是姚安志书和其他与姚安历史有关的史料都没有记载的人物。然而，在《《兴宝寺德化铭》》中却有明确记载，说他是“大蒙知军事布燮”。兴宝寺，最初就是他兴建的。作为大理国的一个布燮，也就是清平官，是南诏国“委佐兵机，抗蜀衡蕃，惟公是倚”的能臣，也是南诏国“外则弼谐帝道，事竭于君；内则翼扇真风心忘于法”的忠臣。这样一个南诏国的重臣，怎么会想到到姚州“洋派”建一座兴宝寺呢？姚安与他有什么关系？这些在碑文中虽然没有说明。但可通过考察这一时期南诏与唐的关系找到答案。
根据历史记载，南诏国佑世隆继位后，权臣段宗牓杀了专权的蒙嵯巅，南诏国的政权主要又被段氏控制。这一时期，蒙嵯巅虽然被杀，但他一向主张向外发动战争的政策却被佑世隆及权臣们发挥到极致。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在处理南诏与唐的关系上，唐与南诏的态度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佑世隆继位，唐廷因其名犯太宗李世民和玄宗李隆基的名讳而不予册封，佑世隆大怒，遂于唐大中十四年（公元860年）自称为帝，并下令不再奉唐为正朔，公开与唐决裂。唐廷不予册封，直接原因是名讳问题，此外，更直接的原因很可能是唐懿宗继位后，佑世隆未派使节进京朝贺；在南诏方面，佑世隆初继位，虽怀有掠夺之心，但还不想与唐撕破脸皮，既然朝廷不予册封，当然就无所顾忌。二是佑世隆大兴佛教，搭建庙宇、佛塔等建筑，大量消耗了国内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急需效法蒙嵯巅的对外掠夺政策，通过向唐境发动战争，掠掳唐镜内的人财物来补充势力。据记载，佑世隆十分崇信佛教，在位期间，曾耗巨资建大寺八百，叫做兰若；小寺三千，叫做伽兰。三是权臣们也想通过对外战争来获得权力的变化和人财物方面的好处。居于上述原因，佑世隆称帝后的十七年中，不断向唐边境地区展开以掳掠为目的进攻。前期进攻重点主要是南诏东方播州（贵州遵义）和东南方的邕州（广西南宁）、安南交趾（越南河内）等一些较富庶地区，最终遭到唐军反攻而失败。后期是集中力量侵扰四川，重点是西川地区。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南诏遣清平官董成帅使团到成都与唐同好，虽然经历了一些周折，但双方的矛盾总算得到暂时的缓和。咸通十年（公元869年），佑世隆亲帅大军进攻西川，一度还包围了成都，后因朝廷援军赶到，佑世隆弃攻而去。唐乾符元年（公元874年），南诏又再次进兵西川。直到第二年，朝廷任命高骈为西川节度使，驱逐南诏军退过大渡河，收复所失州县。这样，佑世隆想通过掳掠唐境的人财物来充实自己，结果，南诏也在持续的战火中受到重创，就连他自己也在征战中因病死于越巂（四川西昌）。
铭文中“委佐兵机，抗蜀衡蕃”的“抗蜀”，应该指的就是上述南诏侵扰蜀地的战事。在这些战事中，佑世隆对杨桢“委佐兵机”，不仅说明佑世隆对杨桢的信任，而且是因为杨桢的地位特殊。特殊在什么地方呢？仅仅是因为杨桢是布燮吗？南诏的布燮不止杨桢一人，更何况这一时期，南诏的实权主要控制在段宗牓手中。杨氏家族在南诏已很有势力，但还不起操控作用。那么，佑世隆为什么要杨桢辅佐他决断“抗蜀衡蕃”这样的军国大事？联系杨桢在姚安境内兴建兴宝寺的史实来看，可以推断，杨桢不禁是南诏国的布燮，还是姚州的实际统治者，即姚州节度使。有没有这样的先例和可能？答案是肯定的。先前提到的蒙嵯巅，就是有史可查的姚州节度使，后又升任布燮，但仍然还兼任姚州节度使。蒙嵯巅被杀，杨桢很可能是继任的姚州节度使。南诏立国以后，大渡河以南为南诏所据有，具体由南诏国的姚州节度使管辖。因此，姚州就成为南诏“抗蜀衡蕃”的前哨阵地。姚州直接与唐境西川隔河相望，南诏在姚州驻扎重兵，作为防御和进攻的先锋力量，节度使就是统领这支力量的统帅。南诏对西川用兵，规模较小的，一般就由姚州节度使组织发动；规模较大者，如需举国出动，则由国王统帅，姚州节度使就是前卫。无论从那一角度看，只要想对西川用兵，姚州及姚州节度使的作用都不可小觑。在这样的情形下，姚州节度使由布燮兼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肯定的说，晚唐时期，姚安在南诏与唐的关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一时期，继蒙嵯巅之后的又一个姚州节度使就是南诏国的布燮杨桢。
（朱德宣）
（原载2014年《荷城文艺》第4期）
注：本文参考《新唐书》《资治通鉴》部分章节、《<云南通史>中的高氏家族》（林超民 段玉明著）、《高氏源流宗派图》（由云龙著）、《高氏源流宗派图概说》（方国瑜著）、《弥兴官庄高氏族谱并序》（高思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