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张虔陀城遗址，源于多年前阅读史籍。唐代樊绰《蛮书》载：“弄栋城在故姚州川中，南北百余里，东西三十余里。废城在东岩山上。当川中有平岩，周回五六顷，新筑弄栋城在其上，杂管蛮数部落，悉无汉人。姚州百姓陷蛮者，皆被移隶远处。”明代李元阳《云南通志》说：“唐古城在州城东十五里，唐太守张虔陀筑 。”清代王垲《姚州府志》云：“在城东十五里饱烟萝山之南。”
这些史志资料的记载，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又令我产生诸多疑问。天宝七年（748年）至九年（750年），任姚州都督的张虔陀，为何要在东岩山（饱烟萝山）上筑弄栋新城？其所筑之城地理方位如何选择？战略构思怎么考量？功能效用如何定位？历史沿革怎样考证？现存遗址有何价值？百思不得其解时，我也曾怀疑自己，是否值得探讨这类似是而非的问题。更何况张虔陀因其任内唐朝与南诏发生了著名的天宝战争，而被历代史家视为处置民族关系不当的典型，研究其城遗址难免引出争议，那就自讨无趣了。
前几年写作《唐代姚州都督府》书稿，系统梳理各种史籍，发现成书于唐代的《南诏德化碑》和《蛮书》，对天宝战争的起因和张虔陀事件的记载，与成书于后世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史籍记载，存在较大出入。如何排除矛盾，探明真相？一度成为萦绕在我心头的难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试图通过实地考察增加感性认识，结合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厘清问题症结。
初浅的认识，成为探索问题的动力。2012年10月，一个秋风徐徐丽日当空的日子，我踏上了考察张虔陀城遗址之旅。
驱车从姚安县城出发，沿南永公路南行近一公里，折而往东，沿乡村公里驶向山麓，再往盘山公路蜿蜒而上，行至山间诸葛武侯祠下黄莲箐村的拐弯处停下。剩余的山路，只能靠步行前往。顺着村民铺就的石板路向北而行，穿越一道山沟，沿倾斜在山间的小道缓缓而上，直达山腰，就是张虔陀城遗址。
张虔陀城遗址，位于姚安县城东南八公里饱烟萝山诸葛武侯祠下黄莲箐彝族村北面，分布在地势突起的缓坡上，东面靠山狭窄细长，其余三面地势开阔平坦。自东往西，沿坡缓缓而上，几个延绵的土丘清晰可辨。北部边缘一条横亘东西的土埂，被当地人称为“城埂子”，明显具有人工夯压痕迹。走到开阔平坦地段，举目远眺，姚安平坝，尽收眼底；俯首近观，杂草丛生，瓦砾遍地。瓦质坚硬，呈灰褐色，瓦面有字，难辨其意。曾有资料介绍说，有字瓦“凸面有阳文印出，即‘官诺’、‘白云’、‘元年’、‘四年’等，多为正字，少数为反字”。
流连于土埂遗迹和荒草瓦砾间，我的思绪跌宕起伏，穿越千年。时光回溯一千二百多年，凝固于唐玄宗天宝七年（748年）。这一年，朝廷任用张虔陀为姚州都督府都督，处理十分棘手的南诏占领唐朝的领土东方爨区问题。
本来，南诏地方政权崛起于姚州都督府辖境的滇西，并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至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完成西洱河地区的统一大业，取得在洱海地区的合法统治地位，是唐朝为了遏制吐蕃南下侵蚀西南边疆，而全力扶植的结果。因此，南诏国王皮罗阁作为唐朝册封在滇西的“云南王”，政治上要服从代表朝廷在滇西行使统治权力的姚州都督府的指挥调度，经济上要对唐朝作出负担，贡纳也要交给姚州都督府。这当然是羽翼丰满，“日以骄大”，“意望亦高”（《旧唐书?南蛮诏传》）的南诏国王所不愿意接受的现实。
天宝初年，南诏不再安分于对西洱河地区的统治，开始寻找时机，插手爨区事务，违背朝廷意旨，渗透扩张势力，致使滇东南宁州都督府境内诸爨首领相互残杀，东方爨区动荡不安。天宝七年（748年），南诏国王皮罗阁去世，子阁罗凤继立。阁罗凤撇开朝廷，迁南宁州都督爨守隅至滇西，使其断绝与外界联系；又命令将领杨牟利率重兵胁迫滇池周围的二十余万户爨蛮西迁永昌等地，取代唐朝成为南宁州地区的统治者。
南诏占领东方爨区，势力日趋坐大，暴露了其割据云南，扩张领土的政治抱负，威胁到唐朝在云南的统治利益，双方矛盾开始激化。唐朝为此调整对南诏的斗争策略，把其从原来的盟友和藩属视为逐鹿西南的对手，从笼络放任，转变为有力抑制，并任用张虔陀为姚州都督府都督，具体实施抑制南诏的措施。
张虔陀赴任后，鉴于当时姚州都督府严峻复杂和急转直下的形势，在有前任都督李宓因仗义直言，上书朝廷，指责南诏侵略扩张而被贬职可鉴的情况下，他不畏仕途凶险，制定周密计划，采取苛严措施，忠实维护朝廷利益，警告和抑制南诏的离心倾向。这些措施，就是《南诏德化碑》列举的所谓六条“罪状”：“吐蕃是汉积仇，遂与阴谋拟灭我，一也。诚节，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孝，贬在长沙，而彼奏归，拟令间我，二也。崇道蔑盟构逆，罪合诛夷，而却收禄与宿，欲令仇我，三也。应与我恶者，并授官荣，与我好者，咸遭抑屈，务在下我，四也。筑城收质，缮甲练兵，密欲袭我，五也。重科白直，倍税军粮，征求无度，务欲敝我，六也。”
这些系统抑制南诏的措施，涵盖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计虑周全、构思严密。从中不难看出，张虔陀是一名干练果断的官吏，他清醒地认识到南诏可能对唐朝采取报复行动，乃至发动战争，因而做好了军事斗争的准备，也即“筑城收质，缮甲练兵”。“筑城”，就是樊绰《蛮书》所说的在东岩山上新筑弄栋城，也即张虔陀城。
张虔陀选择在饱烟萝山中地势明显凸起的山岗上筑城，可谓形势所迫而用心良苦。其所筑之城，在城址的选择上，避开姚州与南诏交通往来要冲的北部、西部地带，偏居东南一隅，对姚州府城难以发挥护卫作用；在地势的选择上，背靠巍峨的饱烟萝山，俯视一马平川的姚安坝子，明显具有地利优势；在战略的选择上，盘踞险要的地势，能够吸引来犯之敌，占尽易守难攻之利。可见，其筑城的外在表现，防御功能性明显而进取性能不足，适应了当时与南诏军事斗争的形势需要。
从张虔陀筑城的内在元素和功用看，其利用地势，就地取材，依山而建，修筑城堡。城址形状似扇形，东面靠山狭窄，其余三面依开阔地势展开，犹如一条打开的口袋，静等来犯之敌自投罗网。城墙就地取土夯压，没有垒石筑基，顶部盖瓦防蚀，周长数千米，横亘东西的“城埂子”和延绵隆起的大土堆，明显具备防御工事性质。其范围，樊绰《蛮书》说：有“周回五六顷”；从现存遗址看，大约在一平方公里左右。“新筑弄栋城在其上，杂管蛮数部落，悉无汉人”，无疑是在当地少数民族部落居住的村落筑城，而不是把新城建在荒山野岭。因此，新城兼顾驻守士卒军事之需和当地居民生活之用功能。
然而，夯实的城墙阻挡不住弥漫硝烟，坚固的瓦砾遮盖不了战争云雨。张虔陀费尽心智，消耗民力，历时两年修筑的弄栋新城，与其他抑制南诏的措施一道，被阁罗凤视为离间和挑拨南诏与唐朝关系的元凶。他不愿承认和相信，原本支持和庇护自己的唐朝，几乎一夜之间就变了脸，从朋友变成可怕的对手和敌人。由于张虔陀是唐朝方面抑制南诏计划的主要策划、组织和实施者，因而，阁罗凤对其深恶痛绝，认为与唐朝关系骤然生变，是张虔陀从中作梗。
为了转移斗争视线，阁罗凤巧妙地把南诏急于四面扩张与唐朝加强有效抑制的主要矛盾，转化为自己与张虔陀之间的个人恩怨。他罗列张虔陀的“罪状”，“驰表上陈，屡申冤枉”，四处告状。唐朝为缓和与南诏日益恶化的关系，曾派遣中使贾奇俊赴姚州，调查了解真实情况。贾奇俊实地察看并向朝廷报告南诏“将叛”，完全肯定了张虔陀的做法。阁罗凤又怀疑张虔陀用贿赂手段收买贾奇俊，因而“不蒙矜察”，“共掩天听”。于是，他秘密构筑城堡，联系交接吐蕃，不断指使军将杨罗颠等人“连表控告”。当以申冤、控告的方式没有实现撤换张虔陀的初衷后，阁罗凤又利用民族矛盾，声称南诏受到歧视，自己遭受侮辱，煽动各族酋渠“齐心戮力，致命全人”，并以酋渠皆曰“知难不防，坐招倾败”为名，出兵姚州，制造事端，挑起战争。
天宝九年（750年），阁罗凤派大军将王毗双、罗时等人，率军包围姚州，“扬兵送檄，问罪府城，自秋毕冬”，并攻陷姚州府城。张虔陀率领驻守士卒，退守弄栋新城，顽强抵抗，最终“陷死殆尽”，新城被彻底摧毁，张虔陀被杀身亡，城中百姓“皆被移隶远处”（《南诏德化碑》），天宝战争因之爆发。
张虔陀被杀后，唐朝调兵遣将，几次远征南诏，结果被南诏打败，损兵折将二十多万人，姚州都督府被迫废弃，唐朝前期百余年间对云南的经营付之东流。而朝中擅权的杨国忠等人，歪曲事实，隐瞒真相，虚掩败绩，欺骗朝廷，把战争的起因和责任全部推卸到已死的张虔陀身上，导致张虔陀成为唐朝与南诏关系破裂的替罪羊，当时无人敢言真相，后世史书以讹传讹，留下匪夷所思的历史公案，贬低、丑化了张虔陀的个人形象和历史功绩，肢解、损毁了其筑城的真实动因及内在价值。
行走在张虔陀城遗址空旷的野地，我兴奋不止，不停地按动手中的相机，生怕遗落任何有价值的蛛丝马迹。继而陷入沉思，整个废城遗址，当作为防御工事的功能被天宝战争的烽烟耗尽之后，就被遗弃在荒野，历经千年风雨洗刷，又被生存所需的村民作为耕地和牧场，深耕细耘，放牧牛羊，故以其残损破败的形象，合乎自然造化，映射光阴荏苒，吸收日月精华。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深入探寻、系统研究，因而尚未发现其历史价值。其实，清晰可辨的土埂遗迹，能够见证沧桑岁月；凌乱分散的满地瓦砾，已经承载千年历史。而在姚州都督府城池早已荡然无存，没有其他实物资料可以印证文献记载史实的前提下，研究张虔陀城遗址，不仅可以印证文献记载之虚实，而且能够弥补文物阙失之遗憾。
不知不觉间，迎来了傍晚时分。披着夕阳西下的余晖，我们匆匆结束了考察的行程。在依依惜别的归途上，我不禁遐想，抛开张虔陀的是非功过不论，其城遗址，也见证和反映了姚州都督府末期和天宝战争发生的史实，因此具有文物价值，需要给予应有的重视和保护，至少不要人为破坏。这又让我联想到同为天宝战争遗址的大理“将军洞”和“万人冢”的保护与传承。天宝战争中，唐王朝先后派遣鲜于仲通和李宓领兵征讨南诏，皆被南诏打败，李宓更是全军覆没，自己也沉江而死。战后，南诏收拾唐兵遗骸，葬于苍山斜阳峰麓龙尾关右下，又立《南诏德化碑》以纪念。明清时期，当地白族居民筑“万人冢”、建将军庙，祭奠阵亡将士，尊李宓为本主神，并传承至今。这种将历史事件融入民族文化内核的包容精神和宽厚品质，成为促进民族融合和文化繁荣的原动力，对我们保护张虔陀城遗址，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鲁正清）
（原载2014年《荷城文艺》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