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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姚州云南郡及姚州都督府
文章来源:原载2013年《荷城文艺》第3期 访问量:14009 时间:2015/1/19 22:40:36

 

唐代的“姚州云南郡”和“姚州都督府”,治地均在今姚安,他们建置的地位和作用,作为云南人,尤其是古姚州及与其历史直接相关地区的人,或许应该属于不得不知的唐朝重要历史之一。因为,李氏大唐帝国在开拓今云南地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云南”(南诏)国时期的“云南”,远不止今云南地区)的过程中,虽然先后设置过百多个州,但是,直属于唐朝正式行政机构建置的,仅只有“姚州云南郡”和“姚州都督府”而已,是唯一的,其他都只是羁縻性质的。那么,什么是“羁縻”?这当为首先必须知晓的问题。

1、我国统领“四夷”的羁縻之制

所谓“羁縻”,不仅是我国远古的“五帝”人文先祖们在广袤的中华大地“天下之立国”时,就产生的政治理念及政治制度,而且,这一重要而独具特色的政治理念及政治制度,在历朝历代的实践中,都在因时至宜地不断演变而影响至今。《通典?卷一百七十一?州郡》开篇就说:“天下之立国,宰物尚矣,其画野分疆之制,自五帝始焉。道德远覃,四夷从化,

即人为治,不求其欲,斯盖羁縻而已,宁论封域之广狭乎?”由此可知,“羁縻”,即以道(按规律)治国,以德服众,这样,“天子”之国社会先进、文明、发达的影响,自然会传播、扩散到四周边远的其他民族地区,他们便会心悦诚服和自觉向化,只要他们的主要领导人及人民归顺国家大统即可,让他们自行治理,并不掠夺他们所欲望的东西,“笼络使不生异心而已”。

我国从所谓“昔黄帝方制天下,立为万国。《易》称“首出万物,万国咸宁。”盖举其大数。及少皞氏之衰,其后制度无闻矣。若颛顼之所建,帝喾受之,创制九州,统领万国。雍、荆、(豫)〔荆河〕、梁、徐、冀、青、兖、杨。尧遭洪水,而天下分绝,使禹平水土,还为九州,如旧制也。禹摄帝位,分为十二州”(《通典?州郡一?序目》)的黄帝时代的立万国而咸宁,及颛顼“创制九州,统领万国”,经帝喾、尧、禹,到“夏氏革命,又为九州,涂山之会,亦云万国。四百年间,递相兼并”,于是走上了春秋争霸、秦汉专制,并必然追求“封域之广”的拓疆道路。然而,由于边疆、少数民族的客观存在,从夏、商、周“三代”,及秦至清,共四千多年的各朝演变,直到现在的“民族区域自治”,无不承袭着“羁縻”的政治理念,并与时俱进地创新着其政治制度的具体形态。

唐朝,对“四夷”地区实行的是羁縻都督府和羁縻州、县,及蕃国制度。《新唐书?地理志七下》“羁縻州”部分这样记述:“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李世民)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当时的今云南地区,就属于“西南”的“蛮、夷”范畴。那么,唐朝对当时的今云南地区是怎么经略的呢?

 

2、唐朝经略“南中”的三箭齐发

公元618年,中华民族的历史被李氏推进到唐朝时代,大唐帝国高祖李渊刚即帝位,就着手“经略”,即策划、处理中华大地西南边陲的今云南地区,唐史称为“开南中”。怎么开?《新唐书?南蛮下?两爨蛮》这样记载:“高祖即位,以其(指爨翫)子弘达为昆州刺史,奉父丧归。而益州刺史段纶遣俞大施至南宁,治共范川,诱诸部皆纳款贡方物。太宗遣将击西爨,开青蛉、弄栋为县。”

唐朝关于羁縻昆州的建置,《新唐书?地理七下》记载如下:“昆州,本隋置,隋乱废。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开南中,复置。土贡:牛黄。县四:益宁(今开明市区)、晋宁、安宁、秦臧(今禄丰)。”史料文字虽然不多,但表述相当全面。由此可知,唐朝经略今云南地区的政治举措是三箭齐发:

一,利用前朝政敌。这就是,高祖即位,就释放“南宁夷爨翫来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复叛”隋朝,而被隋“文帝诛之,诸子没为奴”的爨翫的儿子爨弘达,“复置”昆州,封他为昆州刺史;并允许他“奉父丧归”,即允许他携带父亲爨翫的遗骨,归葬云南故土,办理有关丧事。为什么?敌人的敌人往往可以成为政治盟友。释放、优待前朝政敌,希望他们感恩戴德而为自己服务,通常是刚得天下统治者惯用的政治手段。

“以其(指爨翫)子弘达为昆州刺史”的说法后面,其实隐藏着一个政治问题:汉和帝永元七年(公元95年)后就“迁运庸蜀,流薄南人”而进入“南中”,有着五百多年根基的“东爨”后裔爨弘达,却被任命为位处“西爨”地域的“昆池”(今滇池)之滨,“本隋置”而现为唐朝“复置”的羁縻以属的“昆州”刺史。显而易见,唐朝释放爨氏之举,虽说是放归故里,但仍与他的父亲“西南夷僚莫不归附,惟南宁州酋帅爨震恃远不服。……其后南宁夷爨翫来降,拜昆州刺史”(《隋书?史万岁传》)的爨翫一样,表面上,父亲是拜授官职、儿子是子继父职,实质上,父子都属被调虎离山!

再说,当时羁縻州的刺史,通常虽委本地部落酋长担任,但羁縻州是要受唐朝率军予以镇守的都督府、都护府统领的。

二,抽薪并加督防。让“益州刺史段纶遣俞大施至南宁,治共范川,诱诸部皆纳款贡方物”的用意非常清楚:唐朝释放、任用爨弘达的同时,就命当时也负羁縻今云南地区之责的益州刺史段纶派遣俞大施到南宁州赴任施治,以都督之职镇守爨氏老巢“东爨”领地,通过“诱诸部皆纳款贡方物”而封官许愿等釜底抽薪的举措,使爨氏原部属离心离德,以防止爨氏势力死灰恢燃而东山再起。关于“南宁”羁縻州,《新唐书?地理七下》这样记载:“南宁州,汉夜郎地。武德元年开南中,因故同乐县置,治味。四年置总管府。五年侨治益州。八年复治味,更名郎州。贞观元年罢都督。开元五年复故名。……县七:味(今麒麟区),同乐(今麒麟区南部至陆良县一带),升麻(今寻甸嵩明),同起(今马龙一带),新丰(今陆良西部至宜良一带),陇堤(今罗坪一带),泉麻(不清)。”此外,“遣俞大施至”的南宁州,虽然也是羁縻州,但显然,暗中有着平等对抗,乃至监督、制肘昆州刺史爨弘达及其他爨氏活动的特殊使命。

该南宁州的记载还清楚表明,“西南夷僚莫不归附,惟南宁州酋帅爨震恃远不服”的爨氏老巢的局势确实不易控制,并不稳定: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朝在南宁州基础上增置南宁总管府以加强统治;但武德五年,就因增置南宁总管府等进一步加强统治的举措,引发了严峻的军政对抗,否则为什么侨居益州(今成都市)而进行“遥治”?“侨治”之说表明,当时的南宁州和南宁总管府,已名存实亡。武德八年虽然又以味县为治地,但已非南宁州,而是重新设置的郎州。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又不得已罢郎州都督府。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又因变乱而重置,于是才得以恢复原来的南宁州称名。

昆州、南宁州,当时都是羁縻州,除置郎州都督府时期外,都隶属于戎州(治僰道县,今四川宜宾市西南)都督府管辖。戎州,治僰道县,在今四川宜宾市西南。此外,唐朝还从黔州都督府(驻今四川彭水县)、安南都护府(驻今越南河内),对云南地区进行经略。然而,这些都不是唐朝经略今云南地区内的直接立足点。

3、开拓直属领地。从可靠与否的角度讲,仅利用前朝政敌爨氏,防而“遣俞大施至南宁”釜底抽薪并加以监督和制肘,肯定是不够的;建立羁縻州县,也只是暂时的举措。拓展直属州县,追求“封域之广”,这已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治国目标之一,自然也是一些李唐皇帝及其臣僚、边官、军将们从各自利益出发而梦寐以求的“边功”目标。故,

一是唐高祖武德四年建立直属的姚州云南郡(详情后叙)。

二是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击西爨,开青蛉、弄栋为县。”(〔宋〕郭允蹈 撰《蜀卷?卷十?西南夷本末下》)即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遣军将讨击“西爨”地区,设置了青蛉、弄栋两个直属县。但是,可能青蛉、弄栋两县,随即就被当地部族反抗拔除而废,历时十分短暂,所以新旧《唐书》的地理志都没有予以记载。

 

3、“姚州”云南郡及姚州都督府

李氏大唐立国开疆,经四年的努力,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终于直接立足于今云南地区,建立了直属的行政机构“姚州”。这“姚州”的地位和作用:是唐朝经略今云南地区,既拟西进、西拓;又可东督、东展的立足点和桥头堡。

在今云南地区建立羁縻州县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并在认为条件成熟时改置为直属州县,原本是唐朝的经略目标。除前述“开青蛉、弄栋为县”外,《南诏德化碑》的有关记载也表明:唐朝曾“遣越嶲都督竹灵倩,置府东爨,通路安南。”想把昆州、南宁州等隋朝叛官爨震翫老巢“诸爨”地区,改置为直属州、县,并置都督府。情况如何呢?读过《南诏德化碑》及了解有关历史的都知道,也并没有成功。因为,本想会感恩戴德,可以依靠的爨氏力量,唐朝委任的“南宁州都督爨归王,昆州刺史爨日进,梨州刺史爨祺,求州爨守懿,螺山大鬼主爨彦昌,南宁州大鬼主爨崇道”等“诸爨”官员,竟在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前夕,以“赋重役繁,政苛人弊”为由,一举“陷煞竹灵倩,兼破安宁。”这次事变,唐朝不仅派军队,而且还委托蒙氏第四王皮罗阁出面“招讨”,但蒙皮罗阁以“再和诸爨”的谋略而予以平息。此后,唐朝就再也没有在今云南地区开拓直属州县的机会和能力。因此,“姚州”,成为唐朝时代今云南地区内唯一设置过的直属州。故《新唐书》记载直属州、县的“地理一”至“地理七上”,今云南地区就只记载着“姚州云南郡”及其所辖的三县而已,这是应该知晓的史实:“姚州云南郡,下。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以汉云南县地置。土贡:麸金、麝香。户三千七百。县三。有澄川、南江二守捉城,自巂州南至西泸, 经阳蓬、鹿谷、菁口、会川四百五干里至泸州。乃南渡泸水,经褒州、微州三百五十里至姚州。州西距羊苴咩城三百里,东南距安南水陆二千里。姚城,下。故汉弄栋县地。泸南,下。本长城,垂拱元年置, 天宝初更名。有葱山。长明,下。”由此记载可知,唐朝的“姚州”,是在蜀汉云南郡地域上设置,具体地说是以蜀汉云南郡的云南、弄栋两县的部分地区置。当时,“姚州”及“并置十三(羁縻)州”属“巂州都督府”管辖。唐朝的州,分上、中、下三等,官职人数和品级不一样。“姚州”,户数不多,仅辖三个县,为下州。“下州,刺史一人,正四品下;别驾一人,从五品上;司马一人,从六品上;录事参军一人,从八品上;录事一人,从九品下;司仓参军事、司户参军事、司田参军事、司法参军事各一人,从八品下;参军事二人,从九品下;医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下。(《新唐书?百官四下》)

当时“姚州”所辖的三县:

姚城:是以汉朝时代弄栋县的部分地区,治今姚安县。

泸南:原称长城县,武则天垂拱元年(公元685年)设置, 唐玄宗天宝初年(公元742年)改称泸南(金沙江之南)。即原盐丰县一带,治今大姚县石羊镇。

长明:早就集体失意,古志就无记载。当为今大姚县及永仁县一带,治地不知。

显然,唐朝的“姚州”,虽称“姚州云南郡”,其实,远没有包括历史上“云南郡”的全部地域。

“姚州”建立23年后,唐朝又于“麟德元年五月乙卯,于昆明之弄栋川置姚州都督府。”(《资治通鉴?唐纪十七?高宗》)这就是说,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44年),又在原“昆明国”地“弄栋川”已置“姚州”的基础上,再设置更高一级的军政机构“姚州都督府”。何谓“都督府”?《新唐书?百官四下》有注解:“武德初,边要之地置总管以统军,加号使持节……七年,改总管曰都督,总十州者为大都督。”(《新唐书?百官四下》)可见,“都督府”是“边要之地”的军政“总管”。

那么,增置“姚州”大“都督府”的目的是什么?一,用以统辖、镇守原属“巂州都督府”管内的“姚州”以及当时“并置”的十三个少数民族羁縻州,即:于州、异州、五陵州、袖州、和往州、舍利州(在今大理市境内)、范邓州、野共州(今鹤庆县)、洪郎州、日南州、眉邓州、登备州、洛诺州。这十三个羁縻州,都在洱海北部,为今大理、洱源、鹤庆一带。二是开拓新的疆土。

“姚州都督府”统军多少?情况如何?这也应有所知晓。《新唐书?张柬之传》记载:“岁以兵五百戌姚州,地险障,到屯辄死。”鉴于远道遣兵镇守的不易,姚州都督府官属的恶劣,不仅开疆拓土的无效,而且“空耗府库,驱率平人;受役夷人,肝脑涂地”。武则天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因“突厥默啜有女请和亲,武后欲令武延秀娶之。柬之奏:‘古无天子取夷狄女者。’仵旨,出为合、蜀二州刺史”的张柬之,仍然赤胆忠心地据实疏奏:“宜罢姚州(都督府),隶巂府,岁时朝觐同蕃国。”(以上引文录自《新唐书?张柬之传》)历史证明,张柬之的历史见解及现实评价客观,宜罢姚州都督府的建议忠恳,可惜,没被采纳。

除“姚州”外,大唐在今云南地区拓展直属州、县的举错一再失败。那么,进一步开拓羁縻州、县的成效又如何呢?

从《蛮书》知,在置姚州及并置十三羁縻州后,又曾置过浪穹州(在今洱源县)、邓赕州(在今洱源县邓川地区)、越析州(在今宾川县)、沙壶州、阳瓜州、蒙舍州(均在今巍山县、南涧县一带)、双祝州、江东州(在今弥渡县)等。

而《新唐书?南蛮下?两爨蛮》则还有记载:“爨蛮之西,有徒莫祗蛮、睑望蛮,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内属,以其地为傍、望、览、丘、求五州,隶郎州都督府。”所谓傍、望、览、丘、求五羁縻州的今地,从《云南地方沿革史》知:傍州,今禄丰至双柏一带。望州,今广通一带。览州,今牟定至楚雄一带。丘州,今武定一带。求州,今玉溪一带。

到武则天神功年间(公元697年),“姚府总管五十七州”(《奏罢姚州疏》)。

从数字看,似乎建置“姚州都督府”后的开拓羁縻州、县的成效显赫,其实不然。唐朝对云南的经略,与隋朝一样,并不成功。这是因为“姚州官属,既无固边厌寇之心,又无亮且纵且擒之技,唯知诡谋狡算”,不仅开边成果不大,对已羁縻的州县也管理不善,不仅在云南地区败坏了大唐帝国的形象,而且恶化了大唐帝国与姚州都督府各羁縻部族的关系。对此,张柬之在《奏罢姚州疏》中,这样坦诚地对“姚州都督府”的“官属”予以揭露和抨击:

“今姚州官属,既无固边厌寇之心,又无亮且纵且擒之技。唯知诡谋狡算,恣情割据,贪叨劫略,积以为常。煽动酋渠,遣成朋党,折支谄笑,取媚蛮夷,拜跪趋伏,无复惭耻;提挈子弟,唱引凶愚;众会蒱博,一掷累万;剑南逋逃,中原亡命,户嬴二千,见散在彼,专事剽夺。”因此,武德四年置“姚州”时,就已“并置(羁縻)州十三”;唐高宗李治麟德元年,虽在“姚州”的基础上再置“姚州都督府”,但由于“姚州都督府”官属“奸佞乱常,抚虐生变”(《南诏德化碑》),以至乱局不断:

(1)西洱河地区“阳瓜州刺史蒙俭,始其乱(于)咸亨之岁(公元670年)”,一举攻陷“姚州都督府”所属二十余羁縻州,直到咸亨三年(公元672年)任命今安宁市地区的西爨白蛮酋头王仁求为河东州刺史,以此获得王仁求的帮助,才平息了这次震动大唐朝野的“大扰”。(《大周故河东州刺史之碑》)

(2)吐蕃国在“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入残羁縻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拨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即唐朝在西北地区的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镇城)并废。”(《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上?吐蕃上》)之后,拓展战略目标,挥师东进今四川西部及南下今云南西部地区,又与大唐争夺中华大地的西南地区。仅10年工夫,到“永隆元年(公元680年),西洱河诸蛮尽降于吐蕃。”(《资治通鉴》)“姚州都督府”羁縻的苍山洱海西北地区“诸蛮”,由此处在吐蕃国与大唐王朝的争夺拉锯战中,他们在“两大之间”的你争我夺中,不得不“叛服无常”,在腥风血余的战争苦难中煎熬与挣扎。

(3)蒙细奴逻借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四月丁巳,右武侯将军梁建方击松外蛮,下其部落七十二所”的威势(《旧唐书?本纪》),并“遣兵从西洱河讨之”时的暗中支持(《通典?卷一百八十七?边防三》),虽于公元649年即从“唐封首领大将军建宁国王张乐进求”手中得国而号“大蒙”,但因当时的唐朝刚取天下30年,锐气尚好,岂能认可?只置为“巍峰”羁縻之州而已。但是,唐朝在经过121年的经略,却并没有多少进展,且情况越来越糟,到公元738年,复杂而严峻的今云南地区形势,已迫使大唐帝国不得不在依靠南宁州爨氏、河东州王氏、浪穹州邹氏等之后,改弦更张,尝试起用始终“奉唐正朔”的,已得国90年的蒙氏来掌控“姚州诸蛮”,及应对吐蕃国,从而封蒙氏第四王蒙皮逻阁为“云南王”,终于认可了蒙氏的蕃国地位。但蒙氏自称“南诏”,因“夷语王曰‘诏’”,故宋朝开始,后世均称“南诏国”,沿袭至今。然而,就因为上好边功、“奸佞乱常”而好景不长,仅仅14年后的“天宝辛卯十载(公元751年),唐命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将军八万讨云南。”(《南诏野史》)拟灭“南诏”国而将其纳为正式疆域的大唐“天宝之战”爆发,结果事与愿违,不仅没有灭掉“云南”(南诏)蕃国,反而逼得“云南”(南诏)国不得已“叛唐归吐蕃”,还毁掉了唯一直属的“姚州”及“姚州都督府”。按《新唐书?地理七下》的记载:“姚州都督府”和“姚州”一并于“天宝末,没于蛮(南诏国),因废。唐末复置州于清溪镇,去黔州二十九日行。”

统而观之,“姚州”及“姚州都督府”的历史是:

(1)“姚州”,是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在蜀汉时的“云南郡”部分地建置的直属州,辖姚城、泸南、长明三县;同时置有十三个羁縻州:于州、异州、五陵州、袖州、和往州、舍利州、范邓州、野共州、洪郎州、日南州、眉邓州、登备州、洛诺州。时属“巂州都督府”统领。

唐朝还有过建置其他直属州、县的几次举措,都没有成功。所以,毕大唐帝国的始终,“姚州”是唐朝在今云南地区建立的唯一直属州。

(2)“姚州都督府”,于唐高宗李治麟德元年(公元644年)在“姚州”的基础上增置,目的是镇守好“姚州”及当时并置的十三个羁縻州,并开拓新的羁縻州乃至直属州。但是,由于“姚州官属,既无固边厌寇之心,又无亮且纵且擒之技,唯知诡谋狡算,恣情割据,(且)贪叨劫略,积以为常”,加上吐蕃国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废西北的“安西四镇”后,就拓展新的战略目标,挥师东进南下,与唐朝争夺今四川、云南两省西部的西南“夷蛮”地区,至使“姚州都督府”所辖的苍山洱海地区羁縻州县的“诸蛮”叛服无常,置而被废,夺而再置。武则天神功年间(公元697年),虽说“姚府总管五十七州”,其实是边官投上所好,邀功请赏,在动乱中置州数量增加,州辖地域变小而已,唐朝曾真正管辖过的范围与建“姚州”时就已并置的十三羁縻州区别不大,始终没有突破澜沧江天堑。

(3)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姚州”和“姚州都督府”在唐朝拟灭“南诏”国的“天宝之战”的第一次战役中,被南诏国不得已的自卫反击而拔除。在290年的大唐历史上,“姚州”历时131年,“姚州都督府”建置108年。

(4)“唐末(虽)复置(姚)州(都督府)于(四川)清溪镇”,但已属旨在恢复江山的“遥领”性虚设机构,并无任何“即人为治”、地域羁縻的实质意义及具体成果。

 

4、姚州云南郡的州郡并称析

众所周知,州就州,郡就郡,怎么会有“姚州云南郡”的州、郡并称?这也是一个不得不知的唐代行政建制问题。

《唐书》中有答案,查看“地理志”就知道,唐朝的直属州都是“×州××郡”州、郡并称,绝不仅“姚州云南郡”;而羁縻州,则就只称“×州”或“××州”而已。《新唐书?地理一》,就开宗明义有交代:“自秦变古,王制亡,始郡县天下。……唐兴,高祖改郡为州,太守为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权置州郡颇多。太宗元年(公元627年),始命并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通典?州郡二》,将有关问题及演变说得更加明白和全面:“大唐武德初(公元618年),改郡为州,太守为刺史,其边境及襟带之地,置

总管府以领军戎。至七年(公元624年),改总管府为都督府。自因隋季分割州府,倍多前代,贞观初,并省州县;始于山河形便,分为十道。……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又分置二十四都督府,分统诸州。时议,以权重不便,寻罢之。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分为十五道,置采访使,以检察非法。”原来,《唐书》“地理志”以“×州××郡”行文,目的是说李唐王朝疆域有据,直属的“×州”,是在隋朝或以前历史上的“××郡”基础上设置。比如,“姚州云南郡,下。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以汉云南县地置。”这就把置“姚州”的依据提示读者,并希望各自去探察清楚:唐朝的“姚州”,是以西汉时期益州郡的云南县,东汉时期永昌郡的云南县,以及蜀汉时期云南郡所辖云南县的部分地区设置,虽然魏、晋、南北朝至隋朝,行政区划及名称多变,但有根有据,合理合法,名正言顺。

(廖德广)

 

(原载2013年《荷城文艺》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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