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旨在灭掉“南诏”国的“天宝之战”，先后共有三次战役，三次均与“姚州都督府”有关。其中，有两次的战火直接殃及姚州都督府府城及百姓。
1、应对吐蕃的唐南关系
众所周知，吐蕃国在“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入残羁縻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拨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废”（《新唐书?吐蕃上》）之后，为拓展新的战略目标：开始挥师东进南下，与唐朝争夺今四川及云南两省西部地区。在互有进退的拉锯战局势中，唐朝在苦于应对地方反叛政治势力及吐蕃国争夺边境的情况下，终于在“蒙国”已建立90年的
开元戊寅二十六年（公元738年），逻阁破吐蕃及弥蛮，入朝，元宗礼之。加
封为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赐名归义，并锦袍金钿带七事。王归
国，以兵逐洱河蛮，筑太和城，又筑大釐城（釐，厘的繁体字，但又音“喜”，通
僖、禧，大釐即今大理市喜洲），守之，尽有云南之地。（《南诏野史》）
从而，蒙皮逻阁及后嗣的“云南王”（王，为唐代爵号九级中的第一级，正一品，比蒙皮逻阁父亲蒙盛逻皮的“台登郡王”高一级）地位得以确立，因唐授“云南王”爵，称“云南”国；但因后来自称“南诏”（南王）、“南国”，故宋朝以后称“南诏”国的“蒙国”，作为唐朝的蕃属之国，也被认可。
“古之封建，誓以山河，义在酬庸，故无虚授”（《封西南大酋帅蒙归义为云南王制》），唐朝的目的就是要“蒙国”帮助应对“吐蕃国”的侵占及地方不屈势力的叛乱，到
阁逻凤，唐元（玄）宗戊子天宝七载（公元748年）即位，年三十六岁。唐遣
中使黎敬义持节册封凤袭云南王；敕置阳瓜州于蒙舍川；加授凤迦异（阁逻凤长子）
为上聊，兼阳瓜州刺史、都知兵马大将军。（《南诏野史》）
之所以“敕置阳瓜州于蒙舍川；加授凤迦异（阁逻凤长子）为上聊，兼阳瓜州刺史、都知兵马大将军”，就是要他们控制，甚至灭掉常与吐蕃国彼此呼应的蒙巂诏。仅短短十年，唐朝和“蒙国”的关系，就因应对“吐蕃国”及不时叛乱的地方政治势力的棘手问题而越来越好，不断发展。正如《南诏德化碑》所说：
天宝七载，先王（蒙皮逻阁）即世。皇上，念功旌孝，悼往抚存，遣中使黎敬
义，持节册袭（蒙阁逻凤为）云南王。长男凤迦异，时年十岁，以天宝入朝，授鸿
胪少卿，因册袭次，又加授上卿，兼阳瓜州刺史、都知兵马大将。既御厚眷，思竭
忠诚。子弟，朝不绝书；进献，府无余月。将谓，君臣一德，内外无欺。
可是，往往“好了疮疤忘了疼”。何况，“玄宗御极，承平岁久，天下又安，财殷力盛。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以后，邀功之将，务恢封略，以甘上心。”（《通典?卷一百四十八?兵》）
2、邀功之徒引发的祸害
欲谋“立边功”而“务求进官荣”的杨国忠及其同伙章仇兼琼等，认为蒙氏“先王即世”，幼主继立，有机可乘。于是，鼓动喜好“边功”的唐玄宗及朝廷灭“蒙国”。唐玄宗虽称“明皇”，对此不明；朝廷百官，又疏于清醒、深入的廷议和正确、精当的决断，因此，
天宝八载十月……（便命）特进何履光率十道兵伐云南（蒙国）。（《新唐书?本
纪第五》）
唐朝“因山河形便”，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分全国为十道，开元二十一年增为十五道。之所以让“特进何履光率十道兵伐”，涉及当时三分之二的道，就志在灭掉建国后首先依靠的爨氏，及钳制新封仅十年的“云南王”国（蒙国）。樊绰《蛮书?云南管内物产第七》这样记载：
安宁城中皆石盐井，深八十尺。城外又有四井，劝百姓自煎。天宝八载，元宗
委特进何履光统领十道兵马，从安南进军伐蛮国。十载已收复安宁城并马援铜柱，
本定疆界在安宁，去交趾四十八日程，安宁郡也。
这里的“蛮国”，指唐封“云南国”、自称“蒙国”。从上录两份历史记载可知，唐朝之所以委特进何履光“伐蛮国”的战略目标起码有四：
一，遣何履光“收复安宁城”，在东汉光武皇帝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马援将军讨定西南疆界时所立铜柱之所的安宁城，复立铜柱，以作为大唐与云南国（蒙国）的疆界；
二，遣越嶲都督竹灵倩作为筑城使者，赴安宁筑“府城”，拟将安宁等地爨氏掌控的羁縻州县，改置为唐朝直接管辖的正式的行政州郡：安宁郡，及军事机构“安宁都督府”。（嶲，音“髓”。《康熙字典》有注：“嶲，XI……SUI，并音髓，郡名。《前汉?地理志》：越巂郡。）
三，可享盐，以及铁、铜的物、税之利。众所周知，安宁地区，自古迄今，都是云南盐、铁、铜的重要产地。
四，企图形成以“姚州都督府”，新建的“安宁都督府”，以及“安南都护府”三对一的态势，以钳制云南国（蒙国），并防范“吐蕃国”。
五，如以上目标一切如愿，并有可能，就实施“伐云南”的主要目标，即乘势灭掉云南国（蒙国）。
可是，事不如愿，在“收复安宁城”，并“定疆界”后，筑“府城”，拟置“安宁郡”，并“安宁都督府”时，一枕黄粱美梦，就被诸爨头予以击灭。对大唐谋划、实施这一军事、政治举措的原由及结果，《南诏德化碑》这样记述：
初，节度使章仇兼琼，不量成败，妄奏是非，遣越嶲都督竹灵倩，置府东爨，
通路安南；赋重役繁，政苛人弊。南宁州都督爨归王，昆州刺史爨日进，黎州刺史
爨琪，求州爨守懿，螺山大鬼主爨彦昌，南宁州大鬼主爨崇道等，陷煞竹灵倩，兼
破安宁。
显然，章仇兼琼等这“不量成败，妄奏是非”的“奸佞乱常，抚虐生变”导致的军政之举，出师不利，在实施第二个战略目标时就失败，酿出了事与愿违的六爨头一举“陷煞竹灵倩，兼破安宁”的苦果。致使唐玄宗不得不“天恩降中使孙希庄、御史韩洽、都督李宓等，委先诏（蒙皮逻阁），招讨”诸爨。鉴于，“诸爨畏威怀得，再置安宁”。可是“其李宓忘国家大计，蹑章仇诡随”，暗中阻挠，扇动东爨，背地里刺激、挑拨、引诱爨崇道杀了爨归王。又使“议者纷纭，人各有志。”蒙阁逻凤“务遏乱萌，思绍先（即先诏蒙皮逻阁）绩，乃命大军将段忠国（段俭魏，因建立军功而赐名忠国）等与中使黎敬义、都督李宓，又赴安宁，再和诸爨”。然而，“李宓矫伪居心，尚行反间。”再次令爨崇道杀了爨日进。导致“东爨诸酋，并皆惊恐”，纷纷议论：归王，是崇道的叔父；日进，是他的弟弟。听信谗言，连骨肉都相残，天地不容。因而“乃各兴师，召我（自指，即“南诏”蒙阁逻凤）同讨”。李宓外表中正，假装借我“南诏”国的兵力；却“内藏奸欺”，背地里妄奏我“南诏”国违背朝廷旨意。幸亏新任“节度使郭虚已仁鉴”，奏表我“南诏”国无辜，“李宓寻被贬流，崇道因而亡溃。”（所引均为《南诏德化碑》语）
六个“爨头”为什么要“陷煞竹灵倩，兼破安宁”？原因在于“元宗委特进何履光统领十道兵马，从安南进军伐蛮国”的军事及派越嶲都督竹灵倩，筑安宁城，欲“置府东爨”，即安宁郡及安宁都督府的军政设置之举，将让他们失去原有的权力，及经营、享受了几百年的的盐、铁、铜等物、税之利，所谓“赋重役繁，政苛人弊”，其实只是他们奋起举事的借口而已。
唐玄宗遣“何履光率十道兵伐云南”的军、政之举，虽想占安宁之利，但主要目的是灭云南国（蒙国），这触动了蒙氏“奉唐正朔”，是只想作为唐朝的属国，而不是被纳为唐朝正式州县的“王猷”底线，此其一。二是善于“随世运机，观宜抚众”的蒙氏，显然也看清了唐朝欲坐收渔利的以夷制夷的手段，故受委托“招讨”诸爨的“先诏”（蒙皮逻阁），并没有付诸“讨”的武力，而是以“再和诸爨”（所引均为《南诏德化碑》语）的“和”的办法解决问题。难得的是，唐玄宗“委先诏（蒙皮逻阁），招讨”诸爨的具体情况，樊绰《蛮书?名类第四》给我们留下了较详的记载：
初，爨归王为南宁州都督，理石城（今曲靖市沾益）。袭杀盖骋、盖启父子，
遂有升麻川（今寻甸、嵩明）。归王兄摩洴，洴生崇道，理曲轭川（今嵩明），为两
爨大鬼主。崇道弟日进、日用在安宁城。及章仇兼琼开步头（即埠头，也就是码头，
在今建水县红河岸边的阿土村）路，方于安宁筑城，群蛮骚动，陷杀筑城使者。元
宗敕云南王蒙归义讨之，归义师次波州（治今祥云县云南驿），而归王及崇道兄弟、
爨彦璋等千余人，诣军门拜谢，请奏雪前事。归义露章上闻，往返二十五日，诏书
下，一切释罪。无何，崇道杀日进，又阴害归王。归王妻阿姹，乌蛮女也。走投父
母，称兵相持，诸爨豪乱。阿姹私遣使诣乌蛮蒙舍川（今巍山）求投归义，即日抗
疏奏闻。阿姹男守隅遂代归王，为南宁州都督。归义仍以女妻之，又以一女妻崇道
男辅朝。崇道内怀忿惋，外示和平，犹与守偶母子日相攻伐。阿姹又告于归义，兴
师问罪，行次昆川（今昆明），信宿而曲轭川溃散，崇道南走黎州（今华宁）。归义
尽俘其家族羽党，并杀辅朝而取其女。崇道俄亦被杀，诸爨由是离弱。及归义卒，
子阁逻凤立，守隅并妻归河赕（今大理市）。从此，与皇化隔绝。阿姹自为乌蛮部
落王，从京师朝参，大蒙恩赏。阁逻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围胁西爨徙二十余
万户于永昌城（今保山市）。乌蛮以语言不通，多散林谷，故得不徙。是后，自曲
靖州、石城、升麻川、昆川，南至龙和（今禄丰）以来，荡然兵荒矣。日用子孙今
立在永昌城界内。乌蛮种类稍稍复振后，徙居西爨故地。今与南诏为婚姻之家。
唐玄宗的“天恩降”，本来是“委先诏（蒙皮逻阁），招讨”诸爨，而“中使孙希庄、御史韩洽、都督李宓等”其实是督战，企图让南诏国与诸爨打起来，甚至灭了“诸爨”，起码是翻脸得罪“诸爨”，恶化关系。没料想，这反而给了“随世运机”的先诏（蒙皮逻阁）对“诸爨”先通过“再和”以立恩德之威；后利用李宓等唐官的把柄及“诸爨”间的矛盾，孤立被李宓等唐官利用的爨崇道，并依“骨肉相残，天地不容”之理杀之，使主要政治对手“诸爨”从此“离弱”的难得机会。于是，安宁地区及东爨势力，进一步受“南诏”蒙氏的影响及控制。
3、天宝之战爆发的原因
无知，或自视、自私，从而无礼、张狂的边官，往往置“国家大计”于不顾，于是造成许多祸国殃民之害。除前节已述及的西川节度使章仇兼琼、筑安宁“府城”使者越嶲都督竹灵倩等而外。导致“天宝之战”爆发的还有姚州云南郡太守李宓、中官（皇宫中的宦官）贾奇俊之流：
天宝庚寅九载（公元750年），王（蒙阁逻凤）率妻子往谒都督李宓，过云南
（即姚州云南郡），太守张虔陀私之，又多征求。王表虔陀之罪，中官贾奇俊抑之，
不得达。（《南诏野史》）
对此，《新唐书?列传第一百死十七上?南诏上》也有明确记载：
故事：南诏尝与妻子谒都督，过云南，太守张乾陀私之，多所求丐，阁逻凤
不应。虔陀数诟靳之，阴表其罪。
关于“南诏”妻子被“张乾陀私之”，《大理古佚书钞?淮城夜语》之《天宝轶事》这样讲述：“云南太守张虔陀性淫虐，夜宴阁逻凤，凤醉；入凤爱妃元贞夫人室，奸之。元贞泣诉于凤前，凤怒，谴责张，张以毒言羞辱。”
据《南诏德化碑》等史料知，本来，姚州云南郡太守张虔陀原任别驾，与蒙阁逻凤是同僚，蒙阁逻凤“以其旧识风宜”，表奏他为都督。岂料，张虔陀却通过其靠山扬国忠“数诟靳之，阴表其罪。而反诳惑中禁，职起乱阶”。即好心不给好报，反而凭借职务、派系等便，多次以谎言欺骗皇帝和朝廷，暗地里奏蒙阁逻凤有罪。为此，蒙阁逻凤不得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列举了张虔陀的六条罪状：
吐蕃，是汉积仇，遂与阴谋，拟共灭我，一也。诚节，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
孝，贬在长沙（有人认为是长州），而彼奏归，拟令间我，二也。崇道，蔑盟构逆，
罪合诛夷，而却收录与宿，欲令仇我，三也。应与我恶者，并授官荣；与我好者，
咸遭抑屈，务在下我，四也。筑城收质，缮甲练兵，密欲袭我，五也。重科百直，
倍税军粮，征求无度，务在敝我，六也。
光明正大地派人“驰表上陈，缕申冤枉。”（《南诏德化碑》）
所列奏归“庶弟”诚节的第二条罪状，不了解事件的社会历史背境，也许不易看出问题的要害。有关事实是这样的：第四世王皮逻阁之弟，第五世王蒙阁逻凤的叔“炎阁，未有子时，以阁逻凤为嗣。及生子，还其宗。”（《新唐书?列传第一百死十七上?南诏上》）张虔陀为什么要抓住“炎阁未有子时，以阁逻凤为嗣”的往事，作让非嫡出的，已被“贬”在外地的“庶弟”诚节，返回南诏国宫廷的“奏归”文章？显然，目的是借蒙阁逻凤曾过继给炎阁为嗣的历史，让不了解全部事实者认为蒙阁逻凤不该继承王位，实质是离间兄弟关系，造成王位之争，并企图扶持“庶弟”蒙诚节取而代之，使蒙诚节成为唐朝控制云南国（蒙国）的傀儡。这是蒙阁逻凤最为敏感和恼火的，因涉及其王位继承的合法性及南诏国的存亡问题。当然，这是张虔陀之流别有用心，无事生非。因为，历史事实是炎阁“及生子”，蒙搁逻凤便已“还其宗”，他仍然是蒙皮逻阁的长子，是南诏国合理合法的王位继承人。
关于“王表虔陀之罪，中官贾奇俊抑之，不得达。”《南诏德化碑》也作了记述：本来对蒙阁逻凤“驰表上陈，缕申冤枉”，李隆基“皇上照察，降中使贾奇俊祥覆”。可惜，贾奇俊“竖臣无政，事以贿成。一信虔陀，共掩天听”，竟然“恶奏”蒙阁逻凤“将叛”。
古今中外，执政者谁不痛恨“不忠”与“叛变”？蒙阁逻凤及其“蒙国”，就这样被杨国忠的同伙李宓、贾奇俊等“奸佞”，推到了势必被征讨的境地。
4、决心灭掉蒙国的天宝之战爆发
由于唐朝宰相杨国忠及其同伙“务求进官荣”而“忘国家大计”，决心灭掉“蒙国”而“邀边功”的“天宝之战”的第一次战役：征讨云南，不幸爆发。
天宝辛卯十载，唐命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将军八万征云南（即唐封云南国）。
凤赴泸南在楚雄府姚州之城北一百五十里（德广按：治今大姚县石羊镇）谢罪，愿还所
俘掠，请罢兵。仲通不许，分三道而进：仲通自南溪（今四川南溪）路，大将军李
晖自会同（今四川会理）路，都督王知进自步头路。（《南诏野史》）
对此，蒙阁逻凤及其“蒙国”如何应对？《南诏德化碑》有记载：
即差军将杨罗颠等，连表控告。岂谓天高听远，蝇点成瑕，虽有腹心，不蒙矜
察。
思想是客观的反映。在“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无奈情况下，
管内酋渠等皆曰：“主辱臣死，我实当之。自可齐心戮力，致命全人。安得知
难不防，坐收倾败？”于此，差大军将王毗双、罗时、牟苴等，杨兵送檄，问罪府
城。（《南诏德化碑》）
不过，“问罪府城”的“蒙国”军队，对“姚州都督府”府城的围困“自秋毕冬，故延时序”，从秋至冬拖沿时间的目的是：“尚伫朝命，翼雪事由。”（所录均《南诏德化碑》语）
但是，军、政的复杂性，往往使人们对事件的看法和进程，事不由己，难免事与愿违。始终“奉唐正朔”，一心受“册汉帝而继好”的蒙氏及其“蒙国”的满腔真诚，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鉴于鲜于仲通的八万征讨大军
既数道合，势不可守株。乃，宣号令，诫师徒；四面攻围，三军齐奋；先灵冥
佑，神炬助威；天人协心，军郡全拔；虔陀饮鸩，寮庶出走。（《南诏德化碑》）
蒙阁逻凤及其“蒙国”，尽管迫不得已将姚州都督府的“军郡全拔”，致使“虔陀饮鸩”，而放“寮庶出走”，却清醒认为：
恶止虔陀，罪岂加众；举城移置，犹为后图。（而且）即便就安宁，再申忠恳；
（可是）城使王克昭，执惑昧权，继违拒请。（《南诏德化碑》）
就因为灭蒙阁逻凤及其“蒙国”的不叛唐朝、不与唐朝应战的既定方针不变。所以，蒙阁逻凤及其“蒙国”只想“赍状披雪”，所以，当唐朝大军“殊不承招，径至江口”，兵临城下的情况下，仍然“切陈丹款，至于再三”。然而，大唐“天宝之战”的第一次战役仍然被唐军统帅鲜于仲通派出军队由西洱河绕道至苍山之西，“欲腹背交袭”，旨在一举灭掉蒙阁逻凤及其“蒙国”。 结果，则众所周知，唐军大败，鲜于仲通“逃师夜遁”（所录均《南诏德化碑》语），丢下军队，乘黑夜逃跑了。因拔除“姚府”之外的其他战事，已不在姚州地区，在此不赘。
5、天宝之战的第二次战役
“天宝之战”的第一次战役，因属扬国忠一伙“奸佞乱常”所致，本唐军大败，他们却欲盖弥彰，便“败以捷闻，叙战功”。又以姚州府被南诏攻毁，应予恢复为由，致使唐玄宗敕命“再置姚府”。于是，又引发“天宝之战”的第二次战役，南诏国在吐蕃国的帮助下：速除姚府。
“天宝之战”的第二次战役，不见其它史载，《南诏德化碑》却留下了简明的记述：
二年（赞普钟二年，唐玄宗李隆基天宝癸巳十二年，公元753年）汉帝又命汉
中郡太守司空袭礼、内史贾奇俊，帅师再置姚府，将军贾瓘为都督。佥曰：“汉不
务德，而以力争，若不速除，恐为后患。”遂差军将王丘各，绝其粮道；又差大军
将洪光乘等、神川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同围府城。信宿未逾，破如拉朽，贾瓘面
缚，士卒全驱。
扬国忠一伙“再置姚府”的图谋，又一次失败，仍然“骑虎难下”。如不继续瞒天过海，难以掩盖他们一再失败却“败以捷闻”的欺君大罪。因此，又策划、引发了天宝甲午十三载的“天宝之战”的第三次战役。
6、天宝之战的第三次战役
“天宝之战”，前后三次战役。但是，一讲“天宝之战”，人们接话及谈论的往往就是“李宓沉江”，或“元帅沉江”的这第三次战役，知道的较多；然而，似乎仅此一役，这显然又是不全面的。
鉴于杨国忠一伙一再失败，故此次志在必胜，不仅发重兵，而且“舟楫备修，拟水陆俱进”。所以，“天宝之战”的第三次战役可称之为：水陆俱进。
南国（天宝之战第一次战役后“蒙国”改称“南国”）赞普钟
三年，汉（意“汉帝”，指唐玄宗）又命前云南都督兼侍御史李宓、广府节度
使何履光、中使萨道悬逊，总秦陇英豪，兼安南子弟，顿营垄坪，广布军威。乃舟
楫备修，拟水陆俱进。……（结果却）三军溃衄，元帅沉江。
此战在洱海之滨，不在姚州地区，也没有战火直接未殃及姚州百姓，详情不赘。
“天宝之战”，始于天宝十载（公元751年），终于赞普钟三年（即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三次战役，四年时间。第一次，曾“杨兵送檄，问罪府城”，姚州都督府“从秋毕冬”被围困，后来被拔除，有战事。第二次战役，“速除姚府”，就在姚州进行。这两次战役，尽管南诏国只针对姚州都督府“军、郡”，府城内及附近的百姓虽不有意伤害。但是，“从秋毕冬”的长期围困，对生产、生活必然产生不利影响，而“军、郡全拔”的战火，难免波及与误伤平民。第三次战役，姚州虽无战事，但是几万军队的过往，粮草后勤物质的运输保障等的关涉。所以，天宝之战那几年，姚州百姓是被无辜殃及，当惊害怕，吃苦、受伤，甚至家破人亡的。
“天宝之战”，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等史籍，都无更多的记载，相较而言，《南诏德化碑》的记述是最详的。当然，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也并不详尽，但那都是分散的记述与涉及，较为全面而系统的，仅《南诏德化碑》而已。就这一角度讲，笔者称《南诏德化碑》为“天宝之战”的纪事本末，凡想了解和研究“天宝之战”的，自然不可不看，甚至需要深入探究。
7、唐诗“天宝之战”一窥
其实，不仅唐代，之后历代吟叹“天宝之战”的诗人不少，诗作不少，好诗不少。由此也足见“天宝之战”对唐朝乃至后世的深远影响及其醒世意义。篇幅原因，仅选唐朝的两位、三首，以供阅者也从此角度，略为尝试一点窥探。
一选唐代李白（公元701～762年）的两首：
羽檄如流星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专城。
喧呼救边急，群鸟皆夜鸣。
白日曜紫微，三公运权衡。
天地皆得一，淡然四海清。
借问此为何，答言楚征兵。
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
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
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
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
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
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身!
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对战争中“群鸟皆夜鸣”的“救边急”紧急征兵，“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的“怯卒”别离，以及“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身”的残酷结果等，作了描述。
赠南陵常赞府
云南五月中，频丧渡泸师。
青草杀汉马，张兵夺秦旗。
至今西二河，流血拥僵尸。
将无士摛略，鲁女惜园葵。
咸阳天下枢，累岁人不足。
虽有数斗酒，不如一盘粟!
对“频丧渡泸师”，导致“至今西二河，流血拥僵尸”，以至“咸阳天下枢，（竟）累岁人不足”的严酷而长期的战后影响，作了客观地记述。
二选唐代白居易（公元772～846年）的一首：
新丰折臂翁
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
玄孙扶向店前行，左臂慿肩右臂折。
问翁“臂折来几年？”兼问“致折何因缘？”
翁云“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争战；
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
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
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
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
大军徙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
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
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
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
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槌臂折。
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
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揀退归乡土。
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
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
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
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
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
老人言，君听取!
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
又不闻天宝宰相扬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
边功未立生民怨，请问新丰折臂翁!
“欲求恩幸立边功”，一语中的，点明“天宝之战”是宰相扬国忠及其同伙“奸佞乱常”、“务求进官荣”而不惜因发起边战，欲无辜灭掉云南国（蒙国）的原由及实质。白居易在自序中就明确指出《新丰折臂翁》的创作意图：“戒边攻也”!用“天宝之战”给人民造成苦难的“新丰折臂翁”形象及其自述；用“不赏边功防黩武”的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宰相宋璟，和“欲求恩幸立边功”的天宝年间宰相扬国忠作对照，意在指出：不论文臣，还是武将，都不能不顾人民死活及国家安危，妄想邀功求幸而轻启边战!因为，战争是把双刃剑，双方难免都会遭至人财两空的伤害。
在“天宝之战”结束约20年后才出生的白居易，在“此臂折来”64年时，创作《新丰折臂翁》。可见，杨国忠一伙引发的“天宝之战”，三次战役，前后四年，对朝廷、百姓的影响之巨大，之深远。唐朝由于“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损兵折将二十余万，还不包括后勤保障的民工伤亡，丧失了民心，消耗了国力，“边功未立生民怨”，致使唐朝产生了四伏的藩镇危机。“天宝之战”第三次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年，即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反。”他是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同时又兼任河北采访处置使，辖地千里，当时唐朝全国仅五十七万兵力，他就拥兵十五万。这势力最大的方镇首领安禄山，就是打出“诛杨国忠”的旗号，在范阳(治所即今北京)起兵谋反，击败唐军，“陷河北诸郡”，并攻下东都洛阳。次年，在洛阳称“雄武皇帝”，定国号为“燕”，并进入唐朝都城长安。唐玄宗无奈逃往四川，唐肃宗则在灵武(今属宁夏)即位。由此开始的长达七之久年的“安史之乱”，以及陷于“天下尽裂于方镇”，军阀割据而藩镇反复作乱的局面，使唐朝不断由盛而衰，终至公元907年灭亡，乱局延续到五代十国，历时约两个世纪。
这些唐诗，虽说是文艺作品，但都是针对社会历史实际的，无疑具有一定的史料意义，值得认真品味。
（廖德广）
（原载2014年《荷城文艺》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