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刚，云南姚安人，80后，现居昆明，出版有《问自己》。他的诗歌通过对生活的重建虚拟了某种存在。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是：胡正刚的诗歌是如何重建现实生活的，他的诗歌精神特质为何？
先谈胡正刚诗歌对现实生活的重建。
胡正刚的诗歌立足于现实生活，有很强的在场感。其诗歌以现实生活为起点，重建中尊重文字。因为文字的存在，他的诗歌让人们知道了另一种现实，比现实自身存在还本质的现实。以《重阳之夜》为例，诗歌中有：“斑鸠青灰色的羽翼，在秋风中一点点瘦了下去”“松鼠踮起脚尖”“还有悲伤的蚂蚱，饱饮露水，双眼被饥饿的火焰烧红”。诗歌直观准确，物象与作者的心情合二为一。诗歌在这里用“瘦”去描写“羽翼”，用“踮起脚尖”去陈述“松鼠”，用“悲伤”来修饰“蚂蚱”，使现实生活之物变得“有我”。通过“有我”的处理，现实之物变成了作者的内心之物。
重建的过程也意味着一些必要的手法，比如“那么多山水，那么多动荡不安的旅程/每走一步，心上的螺丝，就拧紧一圈/真的就不能继续往行囊里，塞进苦和涩了”（《陇川的甘蔗》），从物的角度，“心”上不可能有螺丝，“苦和涩”这样无形之物也不可能装进“行囊”。诗歌通过想象，使物象达到艺术的真实。想象是胡正刚诗歌重建生活的重要手段，使事物更形象、更生动。《重返陇川的路上，想起刘年兄》中这样写“从芒市/赕佛归来，甘蔗苗已成林/成荫，在枝干里贮满了/甜蜜的汁液。从章凤镇赶往户撒乡的旅途中/糖汁流淌的声音，由小到大/由远及近，在耳边一一炸响”，诗句通过夸张，以极简的文字将事物从时间的维度上扩展开来，展现了事物发展的某种规律。重建得以实现。
重建还以“物”自身去推动“物”，直观地写出事物的存在过程。《送普文忠回哀牢山》中有“你在月光下给我写山水诗时/我会倒一碗酒，用碗里的月亮/做镜子，数额上的皱纹和/鬓边的白发”，这里作者没有直接说出，而是借助酒、月亮及镜子等物象重建语境来写皱纹与白发，使诗歌蕴含一种特殊的味道。又如“天空倒影在池水里/白云飘过，水波就微微晃动”，（《在德丰寺的一个下午》）诗歌利用“就”字，造就了“白云飘过”与“微微晃动”的某种关联，以“白云飘过”来推动“水波就微微晃动”，意境十分深远。
这里也有必要讨论胡正刚诗歌对虚实关系的处理，因为这同样可以窥探其诗歌重建的路途。他有一首诗叫《幻听》，诗歌大胆的想象，让读者感受到消失矿工的存在，老矿工陈二“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佝偻着腰，“把下洞当做赴死”，是一个“下去后，就再也没有/返回地面”的人的典型，只是他还活着。从文本的角度讲，他是实的，而真正“下去后，就再也没有/返回地面”的人则是虚的。诗歌通过一个词语来打通虚与实的联系，即“老矿工陈二怀疑”中的“怀疑”，因为该词语的存在，诗歌得以通过细节的扩张，敞开了死难者的存在，“他的同伴，还活在地心/在黑暗里，继续向下挖掘/逼仄的金属之心，被岩石层层紧裹/挤压，密不透光矿洞里/锄头击打矿石，回声忽远忽近/像是有人在黑暗里，向他问讯‘有时，他甚至能听见/他们高一声、低一声的叹息’”。幻觉蕴含着作者丰富的想象，强大的细节描写，让死难者的存在得以确认。胡正刚笔下的“死亡”常常是通过文字中的“另外”人物来呈现的。《送葬路上》中这样描写，“一路上，人们都在低声谈论你的死因/‘前世，他一定是他爹的债主，/今生，是来讨债的。不然，为何会/造下这么多孽？连累自己死于横祸。’/你的父亲，白发人送黑发人/脸比白发黑一些，比孝布白一些/一上一下的喉管，被铁锁锁住/他一遍遍怀疑，躺在棺材里的人/和走在棺材旁边的自己，一定是/弄错了位置”。诗歌现场感十分强烈。前半部分借助“人们”的语言侧面描写，后半部分借助“你的”回归叙述主体，大胆想象，模拟死者父亲的想法，将一个伤悲者呈现出来。正是因为叙述主体的转换，“你的父亲”打通了事件与时空、作者及读者的关系，完成了虚实的转换，完成了重建。
现在说一说胡正刚诗歌的精神特质。
相对青年诗人来说，胡正刚的经历是“丰富”的，《无边河山足底生 ——读胡正刚的诗》中，雷杰龙说：“认识胡正刚的时候，他在昆明上大学，后来，他怀揣诗歌的梦想，到中越边境的一个县——金平县工作。数年后，正刚放弃金平县的工作，折返昆明，到云南省电视台做了一名编剧。在电视台干了一年半，正刚再次放弃五险一金，原因还是为了诗歌——那时，诗人雷平阳主办《艺术云南》杂志，正在招兵买马，正刚得知，就跑到他热爱的诗人身边来了，成为一名临时招聘的小编。”事实上，读《问自己》，其中大量地名，可以感受到胡正刚的游历。“停顿的时候，正刚刻苦阅读，就像一位行脚的僧人，在挂单的寺庙，刚刚抖落满身尘埃，便忙着进入藏经阁阅藏。在诗歌的藏经阁里，正刚阅读的不止是诗歌。”《胡正刚及其诗歌印象》中，王单单也说：“胡正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阅读上，其诗大量吸取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优质养分。”正是如此经历，胡正刚的诗歌题材十分丰富，近乎“杂”。比如《动情》《黄泥塘，听毕摩诵〈指路经〉》《哀牢山观虎舞》写到的是宗教、民俗；《赌徒》《饥荒》等是对人性的思考；《群山和众神》是对自然的思考；《守谷仓的巫师》《金水河边的淘金人》是自我写作的某些象征；《还乡的可能性》写出了对文化的思考；《困兽》是对命运的思考，其他诸如《问自己》第三辑《梦游者》中有很多诗歌是史诗般再现时代的，等等。如此众多的东西，研究其精神特质，是不是用“杂”来概括。如果真是那样，胡正刚的诗歌在精神上就没有皈依，而讨论胡正刚的诗歌，又必须讨论其诗歌的精神特质。
“……不要感觉来了东一榔头西一槌的。说实话要建立自己的精神谱系，这个很难”这是霍俊明在讨论王单单诗歌时讲的一句话。其中的精神谱系，本质上讲的应该是一个作者的写作的精神系统或者精神实质。用这个概念或与之相近的说法来讨论胡正刚的诗歌同样可行的，在如此杂的诗歌中，我们会不会找到胡正刚诗歌的精神指向或者与其诗歌精神相关的东西。总体上讲，与人性关联是胡正刚诗歌本质精神。《初雪》中这样写“它先是覆盖了桉树最顶端的叶子/接着是屋顶的瓦/柿子树上的光树枝/然后是窗台上的土豆/墙角准备越冬的柴禾”。诗歌借助“屋顶的瓦”“窗台上的土豆”和“墙角准备越冬的柴禾”等几个带有人间烟火的物象将诗歌中小雪的寒气消解掉。“瓦”在“屋顶”的催化下，还有瓦性，还在发挥作用，瓦是一种与人相关且积极向上的精神指向之物。“土豆”是“窗台上”的，这里说的窗台，是还在被人使用着，它指向的不是裸露在寒冷一面的窗，指向的是带有人生活的屋内，是与人还有接触的窗的形式，是窗的一种活的存在，如此背景之下，土豆同样蕴含着人的活动痕迹，土豆的存在与人的存在相关，如此的追问之下，人的活动就被挖掘出来，人最终成为特定时空之下的主宰。“柴禾”也是“墙角准备越冬的”，“准备”让读者感受到人是隐含在世界本质中的真正存在，人性在遮蔽中闪耀着光芒。诗歌物象指向人，物象背后，根植了人性。如此的重建，意味着一种新写实的形成。
在构建世界的过程中，胡正刚的诗歌还以文人气质显示了某种“士”的风度，这也是其诗歌精神上的维度。《送普文忠回哀牢山》的开头有“挥手南去，从此隔着千里云山/都是胸中藏着丘壑，却又容易/肝肠寸断的人，此地相别/我们只喝酒，不饮泣”，真诚近乎悲壮。《重返陇川的路上，想起刘年兄》的结尾，诗人说“这里村村有缅寺，而寺边/处处有重生的竹林/可以隐退，聚啸，咏怀/在风吹竹叶声中/温习《广陵散》”，诗歌洒脱尽显风流，宁静而致远，独立而旷达。当然，“士”这种气质，同样需要找到语言的皈依，于是，这里必须敞开一个词语，那就是“酒”。在胡正刚的诗歌中，酒是一个很醒目的意象。赵丽兰在《一个推石头的人》中说：“胡正刚说，有一次回姚安，朋友在县城为他洗尘，他提前把自己喝醉，才有勇气回乡，去面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面对故乡和内心……”祝立根在《饮者知其味》中也认为“讨论酒，胡正刚在我们中间是最有发言权的。”同样在《重返陇川的路上，想起刘年兄》中，诗歌说：“坝子里还盛产阿昌刀/和米酒。江湖多风波/平地有风云。阿昌刀削铁如泥/可以驱邪，壮胆，斩胸中的妄想/和邪。米酒温润醇厚/可以清心，怯痛，洗心上的/茫茫白霜。”在诗人的笔下，“酒”是自我精神的一种外化，诗人似乎将世间所有都浓缩在酒中。而像“可以清心，怯痛，洗心上的/茫茫白霜”这样的感悟，又是对多少次酒的理性的归纳。
以“酒”为起点，深及其他物象，我们也会发现胡正刚的诗歌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感性色彩，他的诗歌闪耀着理性精神。不妨来看《在江边》，诗中这样写“流水确实从我们身体里取走了一些事物/当我们来到江边，身体就会成为/河床的一部分。江水彻夜不息，带走了/泥沙，鱼骨，石头与流水撞出的火花”，诗中的“流水”“身体”“事物”“江边”“河床”“江水”“泥沙”等物象是概念式的，是概括的物象，以“流水”为例，流水，到底是啥样，表面一看，它是我们经常都说出的，它的呈现是“庸俗”的，是“普遍”人都可以说出的，是大众化的。实际上，作者在呈现语言的过程中，是对生活概括之后的一种理性呈现。他说的流水是对所有流水的概括。胡正刚诗歌中这种例子是比较多的。
“2015?扬子江年度青年诗人奖”授奖词认为：“胡正刚的诗歌语言具有客观与虚拟的双重品格，审美经验和向度遵从了中国传统的诗歌精神，并致力于对外部观念的接纳与借鉴。”胡正刚的诗歌是值得许多人学习和借鉴的。
（作者：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