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彝族女作家段海珍的长篇小说《天歌》
段海珍201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天歌》是她的长篇处女作。但之前她已经在小说创作领域辛勤耕耘多年，在《民族文学》《边疆文学》《滇池》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多部，出版有小说集《鬼蝴蝶》、《红尘宝贝》，散文集《到梅葛的故乡的去》。
她是在多年创作积累的基础上开始长篇小说的写作,所以《天歌》也可以视为段海珍小说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本文将从这部小说突出的民族文化特色、鲜明的女性意识和小说艺术上的努力探索等几方面展开论述，力求揭示出这部小说独到的特色和创造精神。
一、《天歌》：植根民族文化土壤的收获
《天歌》是一部以彝族地区历史生活为主要内容的长篇作品，它所体现出的民族特色是鲜明而独特的。小说中表现的是彝族地区的历史和民俗，但因为彝族支系众多和分布广泛的特点，这部作品集中表现的是楚雄姚安一带彝族的历史和民间生活。作品深入展现了彝族文化和汉文化结合，以及民间多元文化结合的成果。和大小凉山彝族集中地区民族文化特色鲜明突出的情况不同，彝汉文化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渗透，是历史的自然形成，也是楚雄地区民族文化的显著特色之一。
因为相同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的诸多因素，楚雄地区的民族关系呈现出互相渗透、比较和谐的状态。所以不同民族通婚方面并未受到太多约束。小说体现了楚雄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多元文化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生动状态。段海珍的家乡姚安就是一个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素有“文献名邦”、“花灯之乡”、“梅葛故地”等美誉的地方，这里的文物古迹丰富多姿。据传唐代文人李善、骆宾王，明代李贽、徐霞客等都有诗文留存姚安。文化形态的丰富与多样，对作家文学创作自然会有潜在的影响。是否具备一种多元而包容的眼光，是对作家创作的考量。
《天歌》的主人公阿吉独枝玛，身上就有着彝汉两种民族血统。她的母亲是美丽的彝族女子玛依诺，会唱优美的“梅葛调”会绣美丽的花草鸟兽。她的父亲徐定坤则是汉族人，拥有很多土地和庄园，会玩汉族的多种乐器也会制作彝族的三弦、口弦。往上推一代，阿吉独枝玛的爷爷和外公，两个不同民族的老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正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友谊才有了汉族地主徐定坤娶彝族女子玛依诺为妻的结果。小说中女主人公的两个名字，则分别代表着两种文化的融合：阿吉独枝玛、徐梅兰，前者在彝语中是“水一样的宝贝”，后者则有典型的汉族文化的寓意。在这个人物身上，集中了两种文化的融合与冲突。
不同民族的文化终将走向融合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但是也将会经历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和过程。应该看到具体到家庭和个体身上，两种文化在交融过程中冲突还是不可避免。彝族文化和汉族文化，各自有着自己完整的历史和体系，对世界万物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主人公阿吉独支玛在回忆往事时就曾感叹：“我的一生，就这样笼罩在两个家庭矛盾不可调和的阴影里”。阿吉独支玛十四岁以前生活在外公家，在彝族文化的环境氛围中长大，她从小学习刺绣，会唱许多动人的梅葛调，相信世界是由神灵所主宰。周围人也把她视为能通灵的“赛摩多”，因为她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母系民族给予她的是自由、开放的环境和心态。而当她来到父系家庭生活时，她得“时时刻刻以一个汉家女子的规矩来约束自己”，一不小心就会被人称为“小罗嫫玛”（小母老虎）。她还得按照父亲的要求读书识字，周围人则以怀疑和好奇的目光打量着她。这个人物是民族文化的交集点，她身上也体现着现实矛盾的各个侧面，而这些矛盾同时也丰富了她的形象和内涵。比如她会唱梅葛调，也会唱汉族的《采茶调》和《十二雀仙》，对彝族文化和汉族文化都有深入的体验。她还曾经参与到时代的洪流中，加入“民青”组织，为新中国的成立贡献过力量。这个形象是多元文化结合的产物。
在《天歌》中，段海珍对地域文化的把握和表现是准确的，使这部长篇小说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而不同民族之间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则为小说内容提供了丰富的情节和艺术张力。
从民族文学理论的角度看，一部作品是否属于这一民族，首先要考察其创作者的民族身份。因为本民族作家书写本民族生活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不但因为他熟悉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生活，还因为他与这种文化是身在其中的血缘关系，是吮吸着民族文化的乳汁成长起来的。他的作品可以代表一个民族的“自我叙事”和“自我表达”，可以有效避免外来者观赏性的目光和心理。
段海珍的《天歌》可以视为云南彝族文化在文学中一次成功的“自我表达”。小说中因为主人公阿吉独枝玛生活境遇发生的变化，自然要涉及到彝、汉两种文化氛围和环境的表现。作家对待彝汉两种文化的态度比较科学而智慧，她让主人公在两种文化的交汇中展现和体会不同文化的魅力。彝族文化给予了她自由鲜活的生命形态和开朗大方的性格，汉族文化给予她文化教育和行为规范的素养。或者说这是一个两种文化交汇后塑造出的艺术形象，她具备丰富而多元的张力。当她对政治的参与以失败而告归时，她能以坚韧的毅力面对苦难，最后从彝族民间艺术的传统中重新获得生命的力量。
身为彝族文化成员之一，段海珍对本民族文化的熟悉与热爱从小说中得到了生动具体的表现，她对彝族文化和生活习俗的描写，给人以信手拈来之感。
彝族人信仰多神教，相信“万物有灵”，小说对此有许多生动表现。小说第三章写主人公阿吉独枝玛的童年，就命名为“人神共居的童年”，对彝族人送鬼、作法的场面有细致描写。它们不是用来作为点缀，而是体现了民俗与彝族人精神生活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小说第五章“神汉的村庄”中对阿吉独枝玛的外公成为“神医”和民间神职人员“内卑穌”的描写也充满民族民间传奇色彩，而且体现出浓厚的魔幻特色。让人不由会联想到《百年孤独》中马孔多小镇的风情，和遥远的彝族民俗竟然有异曲同工之妙。身为彝族“内卑穌”的外公是能够治病救人并能与鬼魂神灵对话的人，他和周围的民众对天地万物持一种敬仰而信奉的态度，他们相信“梅葛”里所唱的人类是由格兹天神撒雪造出来的，大地上的一切事物都有神灵相附。比如黑苦荞里藏着五谷的神灵，天旱是因为当地人得罪了龙王，龙王生气出走了所致……从彝族民间宗教丰富的内容中可以体会到原始初民天真纯朴的思维和哲学态度。
关键的一点还在于作者对本民族历史文化所持的认同感，作为从小听着梅葛调成长起来的彝族写作者，段海珍倾注了自己的情感体验认真呈现出她所熟悉的原生态的民族文化和生活。她的笔墨能深入人物内部，呈现出他们灵魂和精神世界的追求，展示出他们欢乐和痛苦的具体内涵，而不是浮在民族生活事象的表面，依靠风情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这一点和外来者依靠“采风”或“深入生活”的方式所完成的写作有着很大不同。事实证明，一部文学作品需要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用心血浇灌才能开出艳丽的马樱花，绽放出动人的光彩。
段海珍曾经说过，这个故事在她心中已经酝酿很多年了。苦于积累不够，一直不敢动笔。这种谨慎的写作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
二、女性生命的激情与幻灭
《天歌》涉及的小说元素比较多：历史、民族、爱情、革命……它们互相交织，构成人物活动的各种背景。小说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中讲述了主人公阿吉独枝玛一生的理想和追求。从她第一次出场时的1944年“滇西抗战”时代，到新中国成立、大跃进、“文革”，直到改革开放时代，前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波澜与曲折。主人公也从一个14岁的天真少女，历经磨难后成为以86岁高龄谢世的著名民族民间艺人。
应该看到女性意识是这部长篇作品不可忽视的重要元素。所谓女性意识，指女性对自身作为人尤其是女人的价值体验和醒悟。同时还表现为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审视女性心理情感和表达女性生命体验。段海珍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在她以往的作品中就因为对女性情感和命运的关注而形成自己的特色。这部《天歌》仍然体现了在女性意识关照下写作的特色和风格。小说的主人公既是彝汉文化交融的结晶，也是一名在爱情之路上曲折前行，执着坚守的女人，她的情感和命运构成了全书的主要线索。
作为一名生活在时代波澜中的女性，阿吉独枝玛的人生注定会充满曲折，战争和时代的变革不可避免地会带给她情感和命运上的巨大冲击。为此，作家为她安排了积极要求进步的身份，和一份刻骨铭心的爱情。“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女性开始有了初步萌发的自我意识与性别意识,这也使得她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传统社会性别文化对女性角色的束缚与压抑，与建功立业的男性相比，她们更加体味到女性生命价值缺失的强烈失落感，因而，不甘雌伏、企慕变为男性而雄飞,就成为很多传统女性的梦想与希望，不仅如此,她们还在文学创作中通过‘梦幻’来曲折地实现自己“女越男界”的梦想……”[1]《天歌》中的阿吉独枝玛正是这样一位有着理想追求的人物。或者说段海珍的潜意识里有着希望通过阿吉独枝玛来实现女性参与历史的隐秘梦想。
历史一直都是由男性所书写的，作为历史中一直处于缺席状态的女性人物，虽然时代变革为她的出场提供了某种机遇，但是她要进入历史仍然注定了必须经历某种曲折和精神的多次蜕变，才能完成参与历史的伟大梦想。
从大山里走出来的阿吉独枝玛，在徐家大院经历着第一次变化，由一个山里唱着梅葛调长大的“小罗嫫玛”变身为徐梅兰，徐家的二小姐。这是她参与时代和历史的第一步，在父亲的引导下她开始读书习文接触汉族文化，还要学唱汉族的花灯，学习写歌词。她以自己的聪慧接受着命运的改变。同时因为她的父亲徐定坤的关系，她才得以认识地下工作李阳和卢天赐，而后者将成为她一生的爱恋对象和精神依托。第二步是由徐家的二小姐，蜕变为进步青年，才能和国家民族的大业发生关联。她的导师则由父亲转变为卢特派员，她加入了进步组织“民青会”，晚上偷偷从家里溜出去参加活动。对一个乡村女子来说，革命和爱情都是她所向往的，虽然二者对她来说都是梦幻一般的追求。但是主人公阿吉独枝玛生命中美好的记忆，和她后来所承受的苦难，都和这二者紧密关联。年轻时的她以充沛的生命激情投入到爱情和革命中去，只要爱人一声召唤，便奋不顾身地投入革命活动。她曾经带着民青会的成员，从蜻蛉河畔逐村逐寨去演出，宣传政策散发传单。还“隔三岔五被组织安排到各个小学里教音乐唱革命歌曲”，参加筹粮筹款等工作。用主人公的话来说：只要“天赐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的生命就充满生机。”
革命加爱情，这曾经是一些当代小说通用的模式。但还是揭示了某一段历史生活的真实性与可能性。对那些刚刚走出家门的传统女子来说，对革命的认识和领悟总是需要通过革命导师的引导才能完成。即使是《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同样是在卢嘉川、江华等精神导师的引导下，才一步步完成其成长为革命战士的过程。这意味着女性对历史的参与，比男性更加艰难和曲折。
所以段海珍在《天歌》中没有给人物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而是让人物命运朝着悲剧的方向滑落。革命成功前夜随着卢天赐的意外消失，阿吉独枝玛的命运发生了悲剧性的逆转。一夜之间，徐家的家产成了集体财产，阿吉独枝玛的革命身份也不复被人承认，她又回到了徐家二小姐的身份中去。革命成功了，阿吉独枝玛却被时代抛弃了。小说生动表达了历史如何冷酷无情地拒斥了一个女人试图参与其中的种种努力，并让她陷入困境，走进幻灭。如一位女性文学研究者所言：“以性别视角而论，历史或历史叙事一直是由男性神话的叙事传统所构建，在已有的历史叙事中，女性是缺席的他者，同时，因为其被支配和被书写的命运，女性又是历史永远的客体。”[2] 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只能让主人公用奶奶的话来安慰自己：“奶奶说，爱是一生的修行。这句话，穷尽了我一生的苦难。”但是在巨大的人生苦难面前，理想的破灭和爱情的失落，一个“爱”字不足以慰藉人心。
从阿吉独枝玛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女性生命的激情和幻灭。到最后她只能承认：“我的爱是狭窄的，我的一生，只用来爱了一个人。”或许这就这是旧时代女性不可逃避的悲剧命运之源。最后能拯救阿吉独枝玛人生的，还是民族民间文化。孤寂的晚年她开始把人生所有的苦难和怀想编进歌里唱出来，正好赶上一个重视和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的时代，于是她唱成了有名的“梅葛奶奶”，生命再次焕发出光彩。她从彝族的文化出发，走了长长的一段人生路后，又回归到彝族文化中去，犹如画了一个巨大的不规则的圆。
或许作家的本意是要表现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与守望，但是人物命运的悲剧氛围却随着故事的进展在小说中自然弥漫开来，引人思考。作家不忍心让阿吉独枝玛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她安排一对饱受苦难的爱人在垂暮之年终于团圆，让他们拥有一段短暂而幸福的时光，并让卢天赐在阿吉独枝玛的怀里安然离世，以完成一段关于爱的绝唱。虽然这样的描写多了几分暖意，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物悲剧命运的走向。
除了阿吉独枝玛对卢天赐的爱情，小说中还描写了几组特殊的爱情关系。女性在这些关系中都体现出比男性更为大胆和执着的精神，有强烈的女性特色。比如阿吉独枝玛的妹徐梅莲对卢天赐的爱慕，可以用一生的时光来追寻，甚至于不惜上山为匪，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叛逆与反抗。她比阿吉独枝玛更多了一种大胆和绝决。所以在历经磨难之后她终于和卢天赐“终成眷属”，了却了人生的心愿。舅舅巴特和阿左、麦吉之间，则是一场以令人震撼的方式结束的三角关系。为了让所爱的人不像自己一样痛苦，麦吉姑娘选择从山崖上跳下去。而舅舅巴特在三个月之后也以同样的方式去追寻自己的爱人,留给舅妈阿左的是永生的孤独和寂寞。小说的笔力直接切入人物的灵魂深处，写出了他们面对世界的孤独和寂寞之感，对爱的追寻不过是生命渴望温暖和理解的一种方式。小说对爱的激情的描写令人感动，而爱的幻灭也同样令人唏嘘。
小说中的外婆、舅妈，都曾经有过自己对爱情的向往和记忆。在失望之后她们仍以女性顽强的毅力在时间中坚守着。作者精心选择了一些物象和细节来突出表现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外婆当年出嫁时从娘家带来一棵收藏了她美好记忆的桑树，每当她的情绪低落时，就去对着老桑树吟唱梅葛调：“春天来了，桃花开了，梨花开了。桃花开，梨花开，桃花梨花开，桃花梨花都开了，你知道吗？”一棵老桑树，一首简朴的梅葛调，就收藏和陪伴了一个彝家女人一生的故事。而在爱情中深受伤害的舅妈，也是借着挑水、干活的间歇唱几句梅葛抒发压抑的心情。作家忍不住在小说中感叹：“梅葛，那古老的歌啊，来自天界的歌。梅葛似乎主宰了女人的命运和生活。”把古老的梅葛调和几代彝族女人的情感、命运紧紧相联，这是《天歌》的开掘与创造。
总之，这部小说的女性意识是鲜明而独特的。作家始终关注着女性的生命和情感体验，书写出属于她们的独特的一页。在历史的场景中她们并非主角，但却一样投入了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为了某种理想而努力挣扎过。激情之后的幻灭则加深了小说的悲剧感，为阅读带来审美的深度。
三、《天歌》的灵魂寻梦之旅
作为“70后”的写作者，段海珍的小说注定了和李乔、普飞那一代作家不同。无论文学观念还是创作手法，都有着属于她自己的特色。她的小说为彝族小说注入了一些新的元素。
初读《天歌》，会感觉到它和传统长篇小说写作上的某些差异性。比如我们已经习惯了一部长篇小说的故事脉络一定要清晰，情节要跌宕起伏，还要有宏大的历史叙事，作家一般会把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推到前台。但是《天歌》在这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它有强烈的抒情性，却没有完整连贯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阿吉独枝玛的成长也没有其他成长小说那种明显的情节性。小说第一章就命名为“灵魂自语”，似乎在奠定全书的叙事基调。走向死亡的主人公用诗一般的语言抒发着她对死亡的独特体验，她尚未远去的灵魂还牵挂着故乡、家园、爱情，诉说着对灵魂和精神的执着追求。
在谈到70后写作时，评论家张艳梅认为：“这一代写作者始终关注个人生存尊严，关注世界存在的合理性，不断探索精神世界的边界。”她还认为，“他们的生命观照与世界视阈，体现在对生活的观察视角，对人性的深刻把握，以及多样性的艺术追求之上。整体看，这一代作家是从自我出发，建构属于个人的文学博物馆。[3] 从这个角度看《天歌》确实体现了70后写作的基本特色，作家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从人物自我和内心的抒情出发，不断探索精神世界的边界。所以，段海珍是把个人放置于小说的前景，把人物内心当作最重要的内容来加以表现。相对于外部世界，人的内部也是一个丰富的小宇宙。这一点奠定了《天歌》的抒情基调，使它体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灵魂的寻梦之旅，为小说的表现视角插上了翅膀，让它飞出高度。从结构上看，也紧紧围绕着这样的视角来进行安排。小说的开端以民间老艺人阿吉独枝玛去世后的灵魂视角，抒发着她对世界的眷念与不舍。小说结尾，仍是阿吉独枝玛尚未远去的灵魂在叙说往事，对她的人生和爱情进行总结性的描述。最后以彝族毕摩念的《指路经》为逝者送行，阿吉独枝玛的灵魂升上高空，完成了一次对世界的告别。也使全书形成一个关于生与死，爱与恨的圆形结构。
哀婉的基调，忧伤的叙事，为小说蒙上了一层淡淡的伤感情绪。历史缝隙中的人物如同走马灯一样，无论演绎过怎样生动的故事，都已经成为如烟往事。时间和历史的虚无感，为这部小说增添了叙事的艺术魅力。评论家谢有顺说：“‘70后’写作中的抒情性，也多是讲述个人的故事，表达对个体的关怀，但他们所站立的精神背景和情感立场，却不完全是安慰自己，因为在他们的情感记忆里，不仅有‘自我’，也开始承认传统的价值，并在一种自省中追寻精神救赎的可能；他们不仅自己唱歌，也试图在作品中开始倾听来自他者、来自彼岸世界的歌声。”[4] 《天歌》的抒情正是由此岸对彼岸的怀想，体现出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和感悟，这正是这部作品的思想价值和意义之所在。既为时代的变革而放歌，也呈现了生命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曲折与努力。
彝族的“梅葛”调子，也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一条抒情线索。它犹如一条红线时隐时现，但又和人物的命运交集在一起不可分割，与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和悲欢离合紧密相关。“梅葛”不仅仅是一种曲调，也是彝族人通过口耳相传保留下来的长篇史诗，人们视它为彝家的根谱，古代生活的“百科全书”，彝族人家每逢年节都要吟唱。它包含着一个民族的历史起源、哲学观念、审美观念，对民族成员的影响非常巨大。小说中的阿吉独枝玛从小便会唱梅葛，当她经历了人生的起伏变化之后，还是在梅葛调子中找到精神的最后归宿。从唱梅葛的小姑娘，到梅葛奶奶，梅葛几乎陪伴了她生命的全部过程。这其中隐含着民族文化对民族个体成员精神的巨大影响，也体现了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民族历史文化，可以连接起现实生存的作用。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是这样，当她们欢乐或者痛苦之时，一曲梅葛调子便能把内心的情绪抒发出来，梅葛调还能随时代的变化体现出新的内容延伸。对小说中人物而言它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精神救赎的作用。同时梅葛调自身的艺术性，也为小说的抒情性提供了重要基础。小说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一个唱着梅葛调成长的民族，他们的精神世界有多么丰富与深刻。
《天歌》的语言风格也值得一提，多年的写作训练使段海珍的语言臻于成熟。《天歌》的语言简洁而富有诗意，随着人物命运的展开，带有淡淡的忧伤气息。从主人公阿吉独枝玛的视角展开的叙事，使小说的语言体现出强烈的主体性。小说展现的是她的视角观照下的世界，和变化中的悲欢离合。尤其是对爱情的期待与执着，对少女情怀的描述，有很生动的表现。而随着人物命运和故事的变化，叙事的基调开始变得深郁，多了几分忧伤的情调。
对灵魂及其寻梦旅程的表现，使这部长篇作品的抒情空灵而充满诗意。
四、结语
作为70后的写作者，段海珍的 《天歌》为当代彝族文学提供了新的审美内容。我认为借用下面这段评价70后创作的话来总结评她的这部长篇新作也是合适的：“‘70后’作家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文学质素，他们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刻探察，对于历史和时代的敏锐观察，对于小说审美艺术的执着追求，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一代作家还有无限未知的成长空间，每个人都正走在漫长的自我超越的路上。 ”[5]《天歌》确实让读者看到了段海珍在小说艺术上的努力和探索，虽然是她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却体现了比较好的功力和生活积累。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表现上也取得了一些值得总结的经验。从升华和表现民族历史文化的价值意义的角度来看，《天歌》中民族历史文化不仅仅是点缀或装饰，而是和人物命运体现出水乳交融的关系。彝族的民族文化传统、古老的梅葛调，不再是悬浮于生活上方的存在，而是可以通过它们来承载民族成员的精神世界，甚至拯救他们的灵魂，这是《天歌》的成功之处。
《天歌》体现了段海珍在小说之路上的探索进取，代表着她的小说所取得的成就和高度，也是近年来彝族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之一。
（作者简介：黄玲，女，彝族，云南民族大学教授。曾获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女性文学奖等奖项。）